挚友情深

——宋庆龄与格兰尼奇夫妇的交往

张洁明

宋庆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结交过许多国际友人，有的成为终身的挚友，格兰尼奇夫妇便是其中的两位。

迈克斯·格兰尼奇（Max Granich）和妻子格雷斯（Grace）都是美国共产党员，受美共派遣1936年初到上海帮助创办《中国呼声》。宋庆龄与他们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称他们是“所有朋友中最慷慨、最忠实”和“无比珍贵的朋友”。

一、结缘《中国呼声》

《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与伊罗生创办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一样，有着共产国际的背景，还在1934年《中国论坛》停刊前后，共产国际即已在酝酿《中国论坛》续刊的创办。当时，美国共产党给予了大力资助，提供足以维持一年的种子经费，美共总书记白劳德还派遣自己的秘书格雷斯和她的丈夫迈克斯·格兰尼奇作为办刊人员前来上海。当然，与《中国论坛》一样，宋庆龄是这份刊物的领导人。[1]

1936年初，格兰尼奇夫妇一到上海[2]便结识了宋庆龄，并在法租界以“东方出版公司”（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mpany）的名义登记注册了一份刊物。很快，《中国呼声》英文半月刊于3月15日在上海面世。根据“反帝反法西斯”的办刊方针[3]，《中国呼声》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要传达“学生们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声音”，“并为全世界解释这些声音的含义” [4]。

宋庆龄对格兰尼奇夫妇前来创办《中国呼声》十分高兴，更满意于他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能力。才思敏捷的迈克斯是每期社论的撰写者，文笔甚好的格雷斯也同样是编辑的行家里手。当时，《中国呼声》把“在上海的少数几位进步外国人士团结在它的旗帜下，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都为杂志撰写文章” [5]。史沫特莱、路易·艾黎、魏璐诗、马海德等外国人士都曾以化名发表报道和政论文章。而格兰尼奇夫妇更是以极大的激情投入工作，常常含着热泪翻译那些反映中国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文章。[6]

宋庆龄不断为《中国呼声》给予宝贵的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刊物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7]《中国呼声》创刊后一星期，格兰尼奇在史沫特莱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大陆新村拜访鲁迅并向他约稿。当时，宋庆龄委托他们给病中的鲁迅带去了慰问信和礼物。此后，《中国呼声》通过刊登鲁迅的文章、介绍鲁迅的生平活动，将他的呐喊传之于世。10月2日，宋庆龄再次委托格兰尼奇探望重病的鲁迅。那天，格兰尼奇为精神尚好的鲁迅精心拍摄了三张照片，留下了鲁迅生前最后的影像。

自从踏上中国土地，格兰尼奇夫妇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中国的革命洪流。他们以《中国呼声》为阵地，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支持宋庆龄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斗争中的学识、才干和胆识，深得宋庆龄的赞赏和信赖。七君子被捕后，宋庆龄领导救国会一方面积极营救，另一方面坚持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当时，为避免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被查封，宋庆龄将刊物的公开地址改为自己的寓所，即“上海莫里哀路29号”。每当她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由格兰尼奇派人送给救国会宣传部总干事、《救亡情报》编辑负责人吴大琨，而吴大琨的汇报请示等信件也由格兰尼奇经手转交宋庆龄。宋庆龄还通过格兰尼奇邀请救国会的工作人员到家中喝茶，鼓励大家不畏困难，勇敢斗争。[8]

在紧张忙碌的斗争中，格兰尼奇夫妇不仅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更是她肝胆相照的朋友和知己。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积极奔走，但她也接连“接到匿名的恐吓电话，还有附着子弹的信件，明确警告她——如果蒋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9]得知宋庆龄身处险境后，格雷斯立即住进了莫里哀路29号寓所陪伴宋庆龄，格兰尼奇虽忙于《中国呼声》的组稿、编辑和出版，但只要有空就到寓所探望。他们以无畏的胆识，义不容辞地保护着宋庆龄的安全，陪伴她度过了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10]

在宋庆龄的领导和格兰尼奇夫妇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呼声》以“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 [11]大量报导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民族救亡运动的喉舌。但这样一份刊物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是不可能继续办下去的。1937年11月15日，上海沦陷后第三天，《中国呼声》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正准备付印的杂志印版和印刷设备。[12]

《中国呼声》停刊后不久，宋庆龄于年底撤离上海，先后辗转香港、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再回上海。格兰尼奇夫妇则于第二年回到美国。

二、书信传递友情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中国。格兰尼奇夫妇则在纽约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呼吁，援助中国抗战。迈克斯·格兰尼奇还担任了“中国人民的美国之友”主办的《今日中国》的业务经理，他们以“办《中国呼声》那股劲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资料，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支持中国的抗战，特别是热情歌颂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业绩”。^[13]

远隔重洋的中国和美国，书信成为宋庆龄与格兰尼奇夫妇联系的纽带。他们在信中谈论中国的战况，叙述自己和周围朋友们的近况，表达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和彼此浓浓的思念和牵挂。

“我好像已几个月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希望你安好。从你每天完成的工作来看，你现在手头上的事一定很多。出版物非常有趣、充实，许多具体事实都可以在这里引用。”这是宋庆龄1939年9月3日致格雷斯信的开头部分。此前的9月1日，因法西斯德国攻打波兰，引起香港极度的紧张和混乱。国币贬值，物价奇高，“朋友们都在预言各种可怕的事情，准备撤离”。但香港的紧张、混乱和生活压力并没有影响宋庆龄“为国家所做的工作”。她告诉格雷斯：“我正在写《弗吉尼亚季刊》所要的那篇东西”，“我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我刚收到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来电，约我写一篇周年纪念文章……我真希望你在这里，可以帮助润色我的‘完美的’英文。” [1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前往重庆。由于经历了“那场惊险”，她的精神极度紧张，因“完全想不起来”格兰尼奇夫妇的地址而无法与他们联系。但太平洋那头的格兰尼奇夫妇却焦急地牵挂着宋庆龄，他们甚至还为她寄来了银行支票。1942年2月22日，宋庆龄给格雷斯寄去了一封长长的书信表达感谢。“自从我在九龙的闪电战中脱身以来，你和曼尼[15]是我常常思念、最为思念的。”“最亲爱的格雷斯！银行刚刚通知我，你同曼尼给我寄来一张支票”，“我并不需要，但我对你们这一最深切的关怀表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 。“你和曼尼是我所有朋友中最慷慨、最忠实的，我能有你们这样无比珍贵的朋友感到十分幸运”。[16]

撤离到重庆，宋庆龄着手恢复保盟工作。3月底，她从最初的住处范庄[17]迁居两路口新村3号，于8月重建保卫中国同盟。远在美国的格兰尼奇夫妇一如既往地支持宋庆龄，他们托人给她带来了一部打字机“和漂亮的袜子”，让物资匮乏中的宋庆龄甚为感动，感觉“好像成大富翁了”。“袜子不但漂亮而且耐穿”，而打字机，则对刚刚重建的保盟工作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宋庆龄告诉格雷斯：“这部机器将由几个朋友（其中也有你的朋友）来共享，所以你会明白，在这部历史性的工具上开始的工作将为了同一目标而用其他方式来加以继续。光是这一点足够给你带去一些安慰。”[18]

格雷斯的礼物总能给宋庆龄送来惊喜和快乐。一次，宋庆龄收到“三双漂亮的袜子，附着一个简短的使用说明，使之经久耐穿”。她给格雷斯写信：“看笔迹是你的，所以我认为一定是你送我的，没有人会像你这样想得周到。”[19]又一次，宋庆龄收到格雷斯送的“好看的熨斗和三双尼龙袜子”，“好几天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些是最宝贵的礼物，我十分感激。”宋庆龄也会托人送给他们礼物，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爱意。她曾给格雷斯送去一枚宝石戒指，她说“我要你带上它作纪念”，“希望你喜欢这些东西”。[20]

当然，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关于灾难深重的中国实况。1943年4月17日，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你读到《时代》杂志上特迪·怀特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了吗？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同他一起去采访，拍摄照片，以证实他们的报道，真是惨极人寰。[21]我将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为这个地区及难民募捐。”宋庆龄于5月发起了赈济河南灾民国际足球义赛，门票收入全部用于赈济豫省灾民。而此时的重庆也正受着通货膨胀的煎熬，“造成许多人自杀”。“你很难想象，对一个平常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是在积极战斗，我们会乐于忘掉物质上的艰辛！” [22]

不过，在艰难困苦中也会有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宋庆龄1944年9月12日写信告诉格雷斯：“大约4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方法）的情形。……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9000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23]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宋庆龄决定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向国际“吁请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度过战后的困难时期”，并将这一组织尽快迁移到上海。[24] 在和平的环境中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她需要格雷斯的帮助。

就在忙碌的组织迁徙准备中，宋庆龄写信邀请格雷斯：“请电告你是否愿意来帮助我做救济工作——曼尼也许可以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去找一份工作。他是个技术人才，他们很需要。我希望你们一同回来，并且会向大家把问题提出来”。[25]当这一邀请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她难抑激动地再次写信给格雷斯：“立即收拾行李动身，目的地上海！”[26]

格兰尼奇夫妇热爱中国，梦寐以求重回中国。但“因为曼尼的兄弟病得厉害”，他们即使拿到签证也不能前来中国。这让宋庆龄十分失望，她给格雷斯的信中说：“我一直在等呀、等呀、等你们来，但现在我只得开始工作了。” [27]

尽管格兰尼奇夫妇一时来不了中国，但宋庆龄一直在寻找机会。两个月后，当她了解到毛泽东等人“急需有人帮助他们做英文工作”，“最好是一对夫妇”后，立即写信给格雷斯，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工作。[28]1948年，她又了解到“犹太难民联合分配委员会”需要一名会速记的秘书，立即写信催促格雷斯马上去纽约申请这个工作。[29]

宋庆龄的热情邀请，格兰尼奇夫妇心存感激。格雷斯告诉宋庆龄：“我对中国的向往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渴望之情。”“我盼望着很快会再次相逢”，“我们想去中国，以任何身份都可以。”但此时，在新旧交替的上海解放前夕，远在纽约的格兰尼奇夫妇更担心宋庆龄的安全。格雷斯说：“我和曼尼还为你担心，因为我们记得在西安事变时你所受到的威胁。除非战斗结束，上海的和平已成定局，我们才会感到轻松些。”[30]

1949年5月，宋庆龄在上海迎来了解放。此后，她在给格雷斯的信中，更多的介绍自己的工作，介绍新中国发展的成就。“我曾写信告诉你我在东北——满洲——有趣的长途旅行以及令人鼓舞的见闻。”她告诉格雷斯中国福利会飞速发展的状况，并且“很快将出版一种英文刊物”，[31]“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剧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间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她热情邀请他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32]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格兰尼奇夫妇最终没能实现重回中国工作的愿望，但他们时刻关注着中国，退休后“还特别地把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和了解传达给学校、学院和大学里的青年人”。[33]当然，他们更期待着有朝一日重返中国。

三、挚友重逢有期

“自从分别以后我经历了多少事要告诉你！但我们得等到我们重聚的那个伟大的日子的到来。”[34]这个重聚的伟大日子让宋庆龄和格兰尼奇夫妇足足等了30多年。

1971年，随着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开始松动，已是古稀之年的格兰尼奇夫妇迫不及待地要重返中国。得知好友即将访华，宋庆龄难抑激动，她早早地就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在寓所的湖中捕鱼，以备宴请格兰尼奇夫妇。9月25日，宋庆龄在家中终于见到了阔别30多年的格兰尼奇夫妇。他们亲切地交谈，回忆昔日在上海的斗争岁月，追怀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珍贵时光。格兰尼奇夫妇这次访华，计划到东北、西北和南方各地参观访问。每当他们赴各地参观访问回到北京，宋庆龄就高兴地在家中设宴为他们接风和送行[35]。他们沉浸在友情和重聚的欢快之中。

 重返中国，让格兰尼奇夫妇看到了中国古老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回国后，他们“满怀豪情，情绪高昂，一心一意想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在离别了34年的中国的所见所闻。他们多次作了关于新中国的讲演，每次都使听众为之神往。” [36]但毕竟都已年逾古稀，宋庆龄既为他们有旺盛的精力感到高兴，也为他们的健康而担心。1972年3月14日，她给格雷斯写信，希望他们从容处事不要过多地外出演讲，“因为你在这里时，我们都注意到你身体太虚弱了”，又询问“曼尼现在的情况如何”？就在宋庆龄静等格雷斯的回音时，却传来格雷斯不幸去世的噩耗。[37]宋庆龄十分悲痛，她给格兰尼奇发去唁电：“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我们感到十分震惊和难过。我们和你一样感到悲伤。”[38]不久，她在《中国建设》上发表《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一文，深情地叙述格雷斯和丈夫迈克斯·格兰尼奇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这一重大的不幸，对格兰尼奇打击沉重。但他很快振作起来，第二年即“带领了一批医生再次来华” [39]。此后，他几乎每年来华访问，为促进中美人民友谊不懈努力。每当格兰尼奇来华，宋庆龄总是十分高兴地在家中热情款待，她还为他再婚后得到新妻子的很好照顾而感到由衷地高兴。曼尼“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很周到”[40]，“她能够好好照顾曼尼，我为他感到高兴”[41] 。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格兰尼奇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访华，“团员有约20位有地位的美国公民”[42]。9月28日，宋庆龄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在家中会见了由格兰尼奇率领的美国友好访华团。那天，她愉快地接受了格兰尼奇的新夫人伯莎·陶布献的一束鲜花，热情称赞格兰尼奇在过去风云变幻的年代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坚贞的朋友，对中国充满着感情，赞扬他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谅解作出了贡献。[43]当天，宋庆龄还特地致信访华团全体成员，感谢他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所做的真诚努力，并特别感谢他们的领导人格兰尼奇，称赞他“无论面临什么处境，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朋友，从不动摇，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忠诚不移，勇于奉献”。[44]

一年后，格兰尼奇又一次访华。这一次，宋庆龄不仅在北京家中多次接待格兰尼奇，还将为他举办85岁的寿庆。1981年元旦刚过，宋庆龄就开始筹划格兰尼奇的祝寿宴会，她原本打算亲自出面主持，但此时的她正受着缠绕一生的荨麻疹的折磨。无奈之下，她委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为主持举办。

1月10日，王炳南受托举行宴会祝贺格兰尼奇85岁寿辰。宋庆龄虽然因病不能出席，但准备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她在贺词中亲切地称格兰尼奇是自己的“挚友”，高度赞扬他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所作的积极贡献。在充满欢乐气氛的祝寿宴会上，宋庆龄的一声“挚友”，令格兰尼奇甚感温暖和激动。[45]

两天后，格兰尼奇启程前往海南岛休养，不久回国。两个月后，宋庆龄被查出罹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谁也不曾想到，这次的祝寿宴会，竟成了他们生前的最后交往。

宋庆龄逝世后，格兰尼奇于1983年又一次访华。这位将“半生奉献给中国的革命”的老人[46]，生前还经常回想起与宋庆龄交往的点点滴滴，回忆往昔他们为真理而献身的岁月，怀念那些温馨美好的时刻。

[1] 参见刘小莉：《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33页。

[2] 格兰尼奇夫妇到上海的时间，还有1935年底、1936年1月之说。此处采用宋庆龄：《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宋庆龄选集》下册，第512页）中的说法。

[3] 1934年4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采纳了由米夫、王明和康生起草的《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明确规定了这份续刊的性质和办刊宗旨：“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有联系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扣反帝运动，包括（在国民党地区的）游击运动和苏维埃运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4] 宋庆龄：《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