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黎仲实”讲座（上））还有黄兴的中堂、朱执信的对联，以及胡汉民、戴传贤的中堂、汪精卫的横幅，还有何香凝的字和她画的虎和鸳鸯。有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出版的《孙文学说》与《建国方略》的大字铅印线装本，以及他用普通话、广东话讲演的唱片。有全套完整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创办的《建设》杂志，还有《资治通鉴》和许多日文书。
我父亲长年在外奔波，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患上了顽固的痢疾，常常拉肚子。1919年父亲最终因痢疾过世，抛下了我母亲和我，那年我母亲才26岁，我7岁。
上面这些内容，都是用我母亲黎静婉的口气来说的，就算是我代表我母亲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追忆一些我外公黎仲实的日常琐事，也圆我母亲的梦。
三、我外公墓地的变迁
下面，我还想说一说我外公黎仲实的墓地屡毁屡建的经过。其中的最后一次我是全程参与经历的。
我外公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经常变卖家产，以致身后家无余财，留下我外婆和母亲生活非常困窘。孙中山先生得悉噩耗后，虽然当时同样也身处窘境，但仍多方设法为我外公黎仲实筹措抚恤。他在那年12月25日写给曾经和汪精卫、我外公黎仲实一起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黄复生的信中，请他顾念是共过患难的道义之交，能够“为伊身后设法”。黄复生在1920年1月18日写给孙中山先生的回信中写道，“同心七人，又弱一个”，对我外公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感叹他们七人暗杀团的凋零。后经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共同商议，鉴于我外公因公尽瘁，决定给予家属每年毫银（当时广东所用货币）两千元的抚恤薪，无期限规定。还发放了抚恤薪证件，里面写着“先烈黎仲实家属生活津贴费”字样。
也是在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920年10月，我的外公黎仲实被安葬在薤露园万国公墓A字108号穴（后改为B字182号穴）。墓碑正面刻有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黎仲实先生之墓 孙文敬题”。背面是汪精卫撰文并手书的行状。我家曾经保存着十几张墓碑的拓片，可惜在“文革”时被毁掉了。我当时还年幼，只依稀记得其中有“讳勇锡，号仲实”、“妻吴氏，女秀英”这些字，其中的秀英是我母亲黎静婉的本名。碑文里也提到过我外公参加过的几次武装起义，最后还刻着“汪精卫撰并书，林焕庭监工”。我的表舅吴可读小时候一直住在我家，八十年代前后他在写给我父母的一封信里也提到，他“在家时曾把拓片拿出来看过两次”，“记得仅是参加几次起义及遗妻女等……中间一段行状一点也记不得，当时也看不懂，也就不记了”。
为我外公黎仲实在万国公墓购地建墓立碑的事全部是由我外公的一位名叫林焕庭的好友、同事操办的，在万国公墓开具的付款收据上写的就是“林先生交来”的建墓工料款，每年的抚恤薪也是由他按月送上门的。林先生非常关心我的外婆和母亲的生活，时常嘘寒问暖，我母亲总是亲切地称他为“林伯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嘱托，抚恤薪的领取一开始很顺利，但后来就中断了。当时，林伯伯一面设法解决，同时还给让我母亲写信给何香凝、孙科，请他们证明这笔抚恤薪的来由。最终，抚恤薪还是可以领取，但把年限改定为了十年。在我母亲大学毕业那一年，林伯伯病逝了。我们因为不知道领取手续和所属部门，就中断了。我母亲大学毕业后去了南京工作，曾经委托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父亲的大哥查询这事。查得应该归抚恤薪委员会管，但他们又说津贴是归另一部门管辖。而那个部门正在进行结束工作，要等移交完成后方可领取。这样一拖，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政府部门紧急疏散，抚恤薪的事也就没了下文。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几经周折才一次性补领到了这些年的抚恤薪。又因为十年的期限已满，就告诉我母亲说这是最后一次领取了。当时因为物价飞涨，这笔钱只够我外婆用几个月的。因为所有证件已经失效，我外婆也没想到要保留，就都烧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外公黎仲实的墓碑被国民党的败兵毁掉小半块，残存的半块后面还能看到一半的碑文。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就给何香凝前辈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件事。何香凝和我外公的交往在何香凝的回忆文章里有很多，他们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曾说我外公是一个“忠于朋友，忠于革命的青年”。何香凝给我外公写过四幅字。我外公结婚时，她还画了一幅鸳鸯图给我外公表示祝贺。这幅画现在还珍藏在我堂叔公家里。画上写着“仲实二兄志喜”，其实论年纪何香凝应该是比我外公要大。我外公去世后，我们家里遇到困难，何香凝都会伸出援手。我母亲就曾告诉我，她在大同附中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外婆就和我表舅到何香凝在蒲柏路（今太仓路）一幢旧式二层楼洋房的家里去求助，就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相助。这次也不例外，我母亲很快就收到了何香凝前辈的回信，告知已转有关部门研究处理被损坏墓碑的事。很快墓碑也得到了修复。被毁掉的半块当然是找不到了，是另外找了材料接上去的。
1964年，我外婆吴菊馨去世。其实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为我外公料理后事时，就很贴心地考虑到了，买的是双穴，所以我外婆就用棺木葬在我外公墓旁边的B字180号穴。我小时候常随家人来扫墓，现在只记得我外公墓的右边是一些外国人的墓，左边隔开一条路就是宋庆龄副主席父母的墓。一行行墓区墓碑旁都种着高大的松树。当时我们是从虹桥路的门进出的，外面都是农田和小河。
“文革”初期，万国公墓被夷为平地，我外公黎仲实的墓自然也未能幸免。“文革”之后，我母亲黎静婉一心想重建我外公的墓，以慰先人在天之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她一方面开始收集史料。因为要想重建我外公的墓，就必须要有能够证明我外公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的确凿的史料。另外，我母亲也希望尽可能地把我外公的革命事迹写出来，让这种革命精神传承下去。但是我外公去世时，我母亲还年幼，加上我外公从事的很多是秘密工作，他也从来不对家里人说，所以我母亲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很多，由于种种原因，家里保存的资料也比较有限。为此，她四处托人从上海辞书出版社、湖北省图书馆等处借来了大量的史料书籍，一页页，一行行，仔细搜寻相关的点点滴滴，再一条条摘抄下来，并注上书名、页数，最后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排列。当时我和我先生也帮助母亲一起查找、摘抄、整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场书海大战啊！因为写事迹必须要严格按照史料，不能加入个人感情，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1981年才完成了一个初稿，加上后来发现的新的史料，到1985年我母亲才定稿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黎仲实事迹》和《黎仲实先生事迹录》两篇文章，文中全部是史书中的记载，只有一小段是采访梁烈亚老人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母亲先后到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市民政局、市政府办公厅、民盟上海市委等处提出申请，反复奔走，寻求帮助，又在1980年10月给宋庆龄副主席写了封信。很快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市民政局的童洁同志带着宋副主席的批示来到我家。我还记得宋副主席的批示大意是说，黎仲实此人她知道，请相关部门办理此事。直到不久之后宋副主席逝世，我们才知道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身患重病，却还是没有忘记已经去世多年的老同志。后来我母亲又从市政协和市文史馆得知，市民政局正在负责筹划重建万国公墓。我们就找到了万国公墓的李通海同志，他是我家以前来扫墓时就认识的，已经好多年了。据他介绍，万国公墓的很多土地被公社、部队占用，重建过程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想要重建我外公黎仲实的墓至少也要等万国公墓重新规划好之后。我们当时还向他表示愿意出酬金请人找回原来的墓碑，但李通海同志说，整个公墓全毁了，不可能找到的。
就在我们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英回国参加宋庆龄副主席的追悼会途经上海，邀请我父亲曾启祥到锦江饭店晤面。孙穗英的父亲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孙科，孙科和我父亲的大哥是连襟。我父亲就托她转交了一封信给廖承志副委员长。廖副委员长很快作了批示，大意是：黎仲实确有其人，我母亲就是他作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其他的人我不知道，黎仲实的墓碑我想应予恢复。当时上海市的领导陈国栋书记也很快作了批示。不久，市民政局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确定了墓地位置，并画了图纸。1982年初我们又去万国公墓时，李通海同志告诉我们明年清明就可以建好，并带我们去看了墓地位置。之前，李通海同志还带我母亲去挑选墓碑的石材，我也一起去的。当时万国公墓一片废墟，地上到处是零乱的石碑，有些还是断碑。虽然我们有原来墓碑的照片，但是不知道尺寸。我们就按我母亲以前在墓碑旁拍的照片比例来估算。那时候看了很多石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我母亲生怕夜长梦多，就凑合着挑选了现在用在墓地上的这块石材，由于石材受限，所以墓碑的大小和顶部的式样和原来的墓碑都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后来去的时候，墓碑正面的大理石已经刻好了孙中山先生的题词，这是用我家保存的照片把字投影放大后再刻到石碑上去的。原来墓碑背后的碑文是汪精卫写的，不可能再用。我母亲就按照史书中的记载，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铭交给了李通海同志。1983年4月21日我母亲和我去万国公墓找李通海同志时，他告诉我们墓志铭已经在上周六报到市民政局去了，再由民政局交统战部审批核实，只要墓志铭批下来就可以刻字做碑，很快的，安放也很快的，只是安放的位置和时间因为厂房动迁和绿化建设的原因又有变动，还要再等等。5月26日我去万国公墓，正巧遇到一位中国新闻报社的姓赖的记者，他是为宋庆龄墓的事去找李通海同志的，看到我外公的墓志铭正放在桌上，就说他知道黎仲实是和廖仲恺一起的，他有个女儿住在淮海路的。原来他是我母亲的学生。后来他也参加了我外公墓的落成仪式，还和我母亲合了影，并在《中国新闻》报上登载了落成仪式的报道。
1985年，我外公黎仲实的墓终于重建完成了。因为尸骨已经没有了，我母亲只能把我外公和外婆的照片，还有一条家里一直珍藏的唯一留有我外公血书手迹的白色蓝边大方丝手帕放在新买来的大理石骨灰盒里，再放入墓穴。这条手帕就是我外公在即将去执行一项危险使命时，咬破手指写了“行将诀别，书此以志纪念”几个字，留给我外婆和母亲的。入葬当天，在场的有我们几个家属，李通海同志和一个工人，可惜忘了拍照片。后来我在1991年与万国公墓的孙德成同志联系，在墓的旁边又加种了一棵树，当时还拍了照片。11月23日，由民革上海市委主持，市政协副主席杨恺、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增年、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赣驹、张国魁、陆玉贻等领导，我母亲学校领导，部分辛亥革命元老后裔以及我们家属等共计三十多人在我外公的墓前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重建祭扫仪式。
我们前后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其中的甘苦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所幸的是，在宋庆龄副主席、廖承志副委员长、陈国栋书记，和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等许多相关的部门和同志，还有当时已经年近七旬的李通海同志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我们家属站在重建一新的我外公的墓前真是百感交集，尤其是我母亲，她身体一直不太好，又为这件事奔波操劳多年，最终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先父的墓重建落成，那份感激之情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外公黎仲实去世已经将近百年。他的墓在万国公墓的几度变迁，凝聚了孙中山先生和许多前辈们的深情厚谊，也凝聚着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和心血，我们将永远铭记于心，永怀感恩之念。
我今天能和大家分享的也就这些了。时间转眼过去了那么多年，即使是我们家属对自己的先人的了解也已经变得这样的零零碎碎。所以，我要感谢大家愿意花费时间在这里听我外公的故事，一位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弃小家为大家的忠诚战士。
最后，我还要借此机会说几句题外话。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连播的近四十集大型电视剧《辛亥革命》，大家可能也看过，其中许多篇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我外公黎仲实当年投身革命，视死如归的场景，我非常感动。
今年是我外公黎仲实诞辰130周年，我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出一本介绍我外公黎仲实的书，这同样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和期盼的。因为宋庆龄陵园多年来的鼎力支持和艰辛付出，如今这本书应该很快就能面世了（编者注：《黎仲实资料集》已于2017年11月出版），我想我外公、我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心存感激的，为此我必须再次真诚地感谢宋庆龄陵园。我在这里先透露一下我的一个想法，日后把家里珍藏的一些有关我外公的，对我来说有着难以割舍的一些文物资料捐赠给宋庆龄陵园以示感恩，同时也希望能在宋庆龄陵园得到专业妥善的保管，能为陵园以后研究和更广泛宣传，弘扬先烈事迹、精神，继续教育后人发挥更大的作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