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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 党。它的目的不是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去作政治与经济的斗争，因而它的目的不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虽然，一方面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去看的，但另一方面 也必须了解，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在我们初次的宣言中，我们所列举的任务如下：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的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本同盟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反对盟内或盟外人士改变本同盟的章程和工 作性质，或使它成为国民党统治体系的附属品的一切企图。这样一种同盟根本就不配得到那些诚恳地愿为我们的要求而战斗的人们的支援。相反地，我们大家都应该 和这种反动的同盟作斗争。我们已经有个一个考验，可作为例子。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 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楚 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在许多基本原则上，我们只有绝对团结，不能容许动摇。不同意我们的原则的 人就不应参加本同盟；但如果同意而参加了，就必须坚决地拥护它，支持它。

　　让我们看一看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本同盟 的敌人和批评者对我们的活动与原则提出了很多无稽的反对理由。民主权利使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相反地，它和这些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而 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 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没有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朋友会希望中国头 像或分裂。而我也不能想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会希望看到这种事。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防止投降分裂斗争的一部分。

　　我想说一说本同盟几件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的敌人和批评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满以为可以窘倒我们，使我们哑口无言的问题，如：“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我们的回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 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那些分子并不在本同盟内，他们是一班高官显贵与半官方人物。他们并不属于中国人民大众，倒常常是当局 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 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我 们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这种勾结说明了国民党的腐败，说明了中国的利益是怎样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也说明了国民党对帝国 主义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屈膝。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令一批敌人则企图吓退我们。他们问道： “你们要求释放那些从事政治暴行的政治犯吗？”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同样地清楚：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为。它决不能代替群众的斗争，并且常阻碍群众 的斗争。但我们也明白，当人民的各种权利完全受到压制的时候，个人的恐怖行为就比通常时候普遍。使用恐怖手段的人常常是与群众或群众的组织毫无关系的。甚 至在今天，许多文明国家仍在庇护一些向暴君们实行恐怖手段的人。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曾收容并保护国许多这种人物。当世界大战时，现任第二国际书记的菲特 烈·阿德勒为奥国军政部部长而坐了牢。群众合理要求地无条件释放他。一九一八年，奥国的革命释放了他和其他数万政治犯。

　 　其实我们还用不着到欧洲去找这种例子。我们中国就有很多著名的例子，例如：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他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投炸弹的刺客。蒋介石政府不是也在三月 十一日释放了刺杀张宗昌的刺客郑继成吗？政府确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破例不反对政府这个行动。 我们的要求是不要将这种赦罪的行动局限于与蒋介石政府利益有关的那些案子。我们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他们中间 大多数人所以被捕，全由于他们运用了或企图运用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基本权利。我们所以要求释放他们，不过是我们要求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合乎逻 辑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精华在监狱中被摧残得奄奄一息；而流氓、军阀、职业政客、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却把持政府中的要职，把我们的国家奉送给帝国主义。这真是 无比的丑行。如果要中国不成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我们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要求就是革命上必要的要求。

　　本同盟的敌人把我们 中间有一些人叫作共产党人，并且强辩说苏联没有民主。的确，苏联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一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苏维埃的制度 是司法权行政权合一的，是真正民主国家专政机构。工农广大群众有选择权和罢免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因此，苏维埃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言论、出 版、集会和结社等权利，有史以来就没有像在苏联那样发达，别的国家也没有那样有力的群众组织。一个拥有三百万党员的政党把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摆在 群众面前，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公开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负起了最重的工作与责任，公开地在每一步伐中作自我批评，并且为了避免错误和替群众获得最大的利 益，邀请群众提出批评。青年团拥有一千万工人农民的团员，它是新的一代伟大的教育者与组织者。伟大的儿童组织少年先锋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有两千万会员的 工会，与这个工人的国家一致地保护着工人们的利益，帮助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做着伟大的文化工作。合作社有数百万社员，解决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生活必需品 的供应工作。数不尽的文化、科学及其他机构，给群众带来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科学与艺术。新闻、文学、电影和剧院的巨大发展，全部明确有力地驳斥了我们敌 人的谎言。谁能想象没有千百万群众自觉的努力，没有一个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领导，苏联能取得从消灭地主和资本家、驱逐帝国主义到完成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 呢？当然是不能的。只有当群众被吸收到整个的行政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文化工作中时，才能取得群众自觉的努力，这也是同样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反动派和 一般市侩们不明白这一点，那主要是由于他们一想到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旧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就不寒而栗。这时代的开端，我们今天已经清楚 地看到了。

　　本同盟的另一些反对者说：“像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是比苏联的制度优越吗？”我的意 见是：绝不。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与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 制的。他们只能对资产阶级所允许讨论的问题、允许进行的选举和允许存在的政党表示意见和进行投票。然而，结社的权利还受到限制的，游行示威必须事先得到批 准，不然就要被殴打。此外，工农更受到种种阻碍；所有大印刷厂、出版社、教育机关和大会场，除了很少的例外，全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 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者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 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但是连这一点形式的民主，在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 被取消的。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到这一点，最近我们在别的许多国家内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战后，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在资产阶级“民 主”机构的废墟上建立了独裁。至于德国工人在一九一八年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其最后的残余在今天的的德国也正在被消灭中。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 每一次大罢工中，我们都看到对工人们所施用的围攻与恐怖手段，并且公开宣布其目的为保障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反对广大人民的阶级压迫越来越凶恶；它粉碎了资 产阶级形式民主的体制，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开辟了道路。

　　在欧美存在着这些情况，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国民党更糟糕。 它的法律据说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实际上却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有关“人民”的纸上法律只是一种宣传， 内容完全是空洞无物的。每天都发生极端残酷地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事件，这就说明了真实的情况。甚至当日本侵略上海时，工厂老板竟以此为借口来减低工资 与延长工时，而当局也按照他们的一贯做法，乘机加强对人民的反动压制。东北和热河被公开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这也变成了进行新的镇压与压迫的借口。最近在 汉口，当局就利用热河事变颁布了许多新法令，其中一条说：外人所办的工厂中的工人，如果为争取改善生活情况而直接同资本家谈判，因而“造成了严重时局”的 话，一律处死！这命令宣称，凡企图组织社团或集会者将立即加以逮捕！上海和各地国民党对各种报纸实行新的检查，以防止中国人民知道真实情况。可是日本及其 他帝国主义确对中国的情况、政府的每一措施和军队的每一调动都了如指掌。只有中国人民被蒙在骨里，希望靠这样使他们更容易地受人欺骗剥削，使他们不致起来 反对投降，保卫国家。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敌人和反对者在思想上是受了资产阶级论点和对“民主”的幻想的影响的。他们喜 欢指摘苏联国内也有压迫。那末，让我们再以苏联作一个比较吧。譬如：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在苏联，都有陆军海军；但是，它们的功用是多么地 不同呵!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是为了进行侵略，为了压迫殖民地人民，为了进攻像中国这样的弱国，为了保护他们已经建立的（用屋里建立的）、掠夺自己 的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的“权利”。在中国，军队几乎是用来进行军阀的混战和镇压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然而在苏联，军队却是为了保护人民、抵 御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积极准备的新干涉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军队可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阻，但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士兵只要把鼻子伸过苏联边界，就会被打 得头破血流。反人民的少数剥削者的使用武力与反对少数者的广大人民的使用武力，其间也有同样的分别。对于前者，使用武力是为了支持残酷的剥削与奴役的制 度，为了阻碍社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已经证明完全破产，已经显示虽然人类劳动生产力大有增加，它还是没有能力来供给给群众粮食、依附和房屋等 生活必需品。在后一种情况下，以前一向受剥削的人民大众使用武力，是为了反抗千方百计要想多会已失去的权利的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武力就成了为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而使用的一件武器，为社会向更高阶段前进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使用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奴役人的武器。

　　有人 或许要问：“你既然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为民主权利而斗争呢？”回答很简单。第一，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 的。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因为他们一旦得到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他们争取最后解放的斗争的基 础。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必须和中国民众站在一起，提醒他们不要信任国民党的纸上诺言，例如新宪法中最近提出来的“人权”，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

　 　第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正受着被帝国主义世界瓜分的威胁。这一瓜分过程，几十年前就由帝国主义开始，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去的全面战争更 加速了这一过程。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谁能相信在这个战争中封建的国民党军人和将军们能领导人民呢？如果有人 那样想，请他看看东北和热河吧，请他注意一下华北下一步的发展吧，在那里我们看到蒋介石政府为了直接和日本谈判，正通过帝国主义在北平的外交官们从事一个 秘密的幕后阴谋活动。报之所以被国民党检察官严格审查，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正在秘密出卖中国。他们不让中国人民了解真情。可是中国人民却必须为这次以及其他 许多次祸国殃民的事件付出代价。如果人民大众不来阻止，结果就是中国北瓜分、被灭亡。凡关怀中国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人就必须明白：要使中国人民广泛的 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不论谁当权，群众都必将从他的手里多夺回 他们的这些民主权利。如果他们与中国要生存下去，他们就一定会而且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斗争的伟大的一方面，我们的同盟只不过是这个斗争的一小部分而已。我 们越是牢记一点，我们就越能完成我们的日常工作，就越能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

　　民权保障同盟还必须对另一个可怕的罪行进 行毫不妥协的战斗。那就是虐害政治犯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反帝战士活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之后，他几乎总是受到毒打或其他酷刑，有时甚 至因而丧命，来逼他供出警察所要知道的事情，强迫他出卖同志和组织。与酷刑并施的是迫使政治犯“悔过”的整套办法。这些“悔过书”一般都是公开的宣言，政 治犯宣告他们背叛从前的信仰，现在接受国民党的纲领。所有这些公开宣言，虽然每次都签上不同的名字，但读起来却是一模一样，词句雷同，全像一个人或一批人 按照一个公式写出来的。这些用酷刑逼出来的，或者是假借那些束手待毙的犯人的名字发表的宣言，适足以使这个酷刑和腐败的制度臭名昭彰。它们暴露了使用这些 方法的制度的弱点，它不用拷打和杀害反帝战士的方法就无法维持下去。它们本身也说明了国民党本身得不到人民大众的任何尊重，而必须要借用被捕的革命志士的 名字才能引人注意。但这些方法骗不了人。我们很明白它们是怎么样被逼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政治犯相信国民党，他们以前有自由的时候就早已加入国民党了。 事实是，只是刑具和死亡的阴影才逼着革命犯人宣称支持国民党。

　　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一 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狱吏里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 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连最温和、最软弱的人都承认，在中国的土牢中政治犯象牲畜一般被锁在囚室里。他们甚至认为这是自然的事。而帝国主义者， 一方面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政治犯并且督促中国当局继续如次办，一方面却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不能受中国法律管辖。可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假 惺惺。我所关心的是塞满在牢狱中额中国青年们。想想吧！男男女女，时常是些男孩女孩，这些中国的精华，被判定多少年地坐在肮脏的监牢中，吃的是不堪下咽的 食物，不能与外界互通信息，没有书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锁在沉重的枷锁上。他们没法反抗酷刑，无力抗拒狱吏的蛮横，只有依靠我们在外面的人把他们从 垂死中拯救出来。因此，从土牢里拯救上万的政治犯是本同盟的一桩重大的任务。

　　我们更要为政治烦闷组织法律的保障，要尽 可能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是他们的案件能够提出来公审。我们必须要求立即废除用任何方式限制公民权利的一切法律和条例，象《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之类。我 们必须反对新提出的宪法中那些假仁假义的条款，这个宪法刚说到各种基本权利，跟着就用一些“依法办理”之类的词句，把他们收了回去。这种词句实在的意思就 是：民权只有国家的极少数人，也就是剥削者和为剥削者张目的知识分子才能享有，迫切需要 民主权利的工农大众却是不能享有的。

　 　我们的另一项工作是必须摧毁审问政治犯的秘密法庭，在那种地方不仅是最起码的公道，而且连人的基本权利也一齐遭到玩弄与蹂躏。在这种法庭上，政治犯受到 种种酷刑，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并被秘密地送进监狱去苟延残喘，或送上刑场。我们更必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在租界施行的秘密拷打和秘密“罗织成罪”的 办法做斗争，帝国主义者根据最轻微的口实进行逮捕，用特务——他们一般都是棍徒——捏造的证据引渡被捕的人给中国的当局去重受酷刑、监禁和屠杀。拷打和屠 杀中国人民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他们的罪行必须加以制止。我们要求释放数万中国政治犯，我们也必须要求立即释放保罗·鲁格夫妇。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 是，另外却有一批人应该监禁起来，像英帝国主义分子伍德海。哪一个国家能让这样一个冷血动物胡作非为，天天游说中国将军，要他们带领军队投降日本呢？

　 　那些自以为可以无限期延长他们对人民的血腥统治的人是大错特错了。人民大众一定要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个斗争会加强起来，会席卷全国，会使中国强 大和统一。这就回答了我们敌人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拥护革命吗？”我们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我们的任务十分有限。但是，我们生在革命的时代。世界六分 之一的地区已经完成了革命，古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正为伟大的斗争而集合起来。殖民地的人民必须集中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中国今天看来似乎没有 力量，但明天一定会解放自己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争是一个事实。但革命的形势也同样是一个事实。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 道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统一的、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同盟保 障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