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权思想的陆续传播，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的观念日益为时人所接受。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再至五卅运动，妇女自称“国家兴亡，匹妇有责”，广泛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观和苏俄妇女解放理论的传入，妇女解放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国民政府，发起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的活动，将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在1924~1927年中，短短数年间，妇女运动声势日趋浩大，妇女日益觉醒，“不但要使平民阶级的妇女能参政，而且要使妇女群众能参加一切政治斗争”【1】。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走上了历史舞台。
创立缘由
宋庆龄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13年，作为留美学生的宋庆龄曾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一文，即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教育、平等普选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未来的中国妇女运动作出了展望。之后，1924年在神户的演讲，更表明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关注程度。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开始独立的政治活动，其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就是妇女事业。仅举数例为证：1926年1月9日，宋庆龄刚刚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即当选为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有关妇女问题的议案；1月20日，出席广州各界妇女欢迎会并发表演说。
1926年12月，伴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宋庆龄和其他先遣人员到达武汉。不久，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会上，宋庆龄被选为联席会议之成员，真正走入权力中枢。在这个党政的最高职位上，宋庆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创办了妇女党务训练班。
12月24日，在临时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宋庆龄正式提交了妇女党务训练班案，内容包括《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与《妇女党务训练班事务组织大纲》及预算表。接着，12月27日的临时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宋庆龄阐述原委：“世界妇女现有口号，即要求政府任用女职员，故提议设立本班。”会议在对预算、修业期、考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修正后，通过了妇女党务训练班案，并决定请宋庆龄担任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这是迄今为止文献中关于妇女党务训练班最早的记载。
那么，宋庆龄为什么会有创建妇女党务训练班的想法呢？除了之前所述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关心之外，还有几个比较现实的影响因素。爱泼斯坦曾经评论：“这个班可以被认为是在广州已经着手的工作的继续和扩充”，后者大概指的是1926年何香凝等举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与邓颖超为所长的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在短短数月时间里，这两个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运骨干。因此迁都武汉后，伴随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借鉴讲习所的经验，成立新的训练组织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国民革命中日益觉醒的中国妇女也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知识指导以参加政治活动。1927年2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转引宋庆龄的演说，称：“余初抵鄂，当地妇女来请效力党务者接踵而至，并欲发展吾国妇女之新生活、时势之新状况，而谋政治上之觉悟与解放，其志可嘉。但以其缺乏相当之准备，因决计组织此校，授以国民党主义，俾成妇女界有用之材，以参加革命运动。”因此“余欲藉妇女政治讲习所，以灌输革命真义与世界大势之常识，使立此基础，而成实际革命工作之人物，得以参加党国之工作。”无疑，妇女党务训练班是宋庆龄顺应潮流而创办的，是历史趋势的要求。
筹备工作
妇女党务训练班，顾名思义，即是“训练妇女党务及政治知识”，其宗旨为“训练妇女使了解革命意义及世界趋势，养成革命实用妇女人才，备充各机关及党部工作职员之用”。这一点与前述成立训练班之缘由亦颇为吻合。
12月24日提交妇女党务训练班案后，宋庆龄即全身心地投入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工作中，对预算进行了重新估算，对教务指导员、专任教员的月薪与教员夫马费作了调整，预算中的每月经常费也由1200元追加为4000元。妇女党务训练班案通过后，正式任命宋庆龄担任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筹备工作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1927年1月初，训练班的地点“觅定在后城马路水塔对过徐部长住宅楼下”【8】，渐趋走上轨道。筹备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校务工作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开设训练班，不仅需要聘用教师、招募学生，也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机构。在宋庆龄最初的设想中，训练班的组织是相对简单的，没有明晰的框架，仅仅是职务人员的汇总：主任一人、教务指导员一人、校务管理员一人兼会计、书记一人、庶务一人，聘请三名专任教员和数量不定的教员。此外还雇用了四名工役，分别为工役传达、课堂工役、信差兼打扫夫与女工。然而，这一设想并不能满足训练班的实际要求。特别是随着学生数量的扩大，训练班的管理层迫切需要更加细化。在经过慎重考虑后，训练班的管理重新改组如下：
训练班以主任为中心，下设校务处、教务处、训育处和秘书处共四处，各司其职。每处下面根据实际要求分别设置不同职位，负责相应事务。至于教员的聘用，仍是聘请三名专任教员和数量不定的教员。
伴随着训练班管理层的建立，人员聘用也提上日程。至1月20日，决定聘请沈仪彬为教务指导员，陈群为校务管理员，会计处理员由宋庆龄自兼。教员的聘用也确定了初步意见，专任教员拟聘陈群、陈其瑗、刘芬等，教员拟聘鲍罗廷夫人、恽代英、张太雷等。
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训练班的重要事务之一，关系着学员的招聘，同时也能扩大训练班的社会影响。1927年1月10日，《湖北政府公报》第七期上全文刊载了《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与《妇女党务训练班事务组织大纲》。同日，汉口《民国日报》已经开始报道，“妇女党务训练班地点已定……一俟齐备，即可开始招生授课云”。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汉口《民国日报》对训练班进行了密集的宣传。1月11日，刊载了最初的《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次日，再次公布了重新修订后的《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同时刊登了招生广告。
之后，直至2月初的数十天里，几乎每天都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经常性发布训练班相关报道，将训练班的招生、考试、补考、开学等等消息公之于众。同时，宋庆龄还发表《敬告全国女界同胞书》，大声呼吁：“亲爱的姐妹啊，我用最诚恳的意见，希望你们大家起来，一同奋斗，再不要观望自误了。有志的女同胞，可以自由前来受训练啊！”
宋庆龄对训练班的宣传工作直至3月份仍在进行。如宋庆龄3月9号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谓：“余在汉口设立妇女政治训练班，拣选百人授以政治知识，使有解决政治问题之能力，努力于中国妇女与解放”，强调训练班的目的“即在根据现在之背景，国民党之主义，着手训练政治领袖，先拣选百人入班，渐次推广不已。”
招生工作：
招生工作自1月12日刊登招生广告始，进展十分顺利，报名者十分踊跃。当时报名的情况从时人的回忆中可窥见一斑。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蒋心仪和吴梅华当时正在武汉谋生，在得知训练班招收学员后，“便按一纸招生简则提供的地址，急忙赶到一幢机关大楼报了名。我们经过笔试和口试，加上国民党省党部保送，当然被录取了。”
由于学校地处武汉，学员大多数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但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的，为此专门决定在上海招考学生20名。在丁景唐的回忆中曾经提及，他的姑姑丁秀珍是“宁波城内最早反对缠脚和买卖婚姻的反封建的新女性，有着一双放大的脚”，“不久北伐战争开始，姑姑和她的女伴去武汉，投奔宋庆龄主持的妇女运动训练班。”【12】甚至于，出于对这些学生寄宿的考虑以及学生数量的增加，校址不得不重新考虑，1月下旬，改定在房屋宽敞的武昌第一特别区四维路五号【13】。
在入学之前，所有报名的学生还需要通过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历史、地理和党义。2月5号进行了考试。然而之后仍有外省来投考的学生因交通阻碍，延误了考期。为了优待这些学生，在2月9号举行了补考。2月10号，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录取周佩璜等94名正式生，另有9名备取生。到此，全部的筹备工作结束。
然而，开学后，各地陆续仍有前来报名要求参加训练班的。尽管名额已经从最初的60名增加到100名，但是报名的人数仍超过了预期。考虑到这些人参加革命的热情，宋庆龄并未将她们拒之门外，酌情招收了旁听生若干名。
至3月下旬，全班的学生已经达一百数十人，导致校舍不敷使用，已经打算设法另觅校舍。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拒绝了部分报名者。林伯渠的侄女林哲明也曾回忆称，“隔了不久，叔父打电报要我去武汉，参加宋庆龄举办的妇女党务训练班。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我和程潜的侄女博秋从长沙赶去武汉。……由于我来迟了一步，妇女党务训练班名额已满，只得和博秋一起住在陆军武汉办事处。不久我重入了武昌大学，在学校里搞共青团和学联工作。”【15】
正式开学
1927年2月12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在武昌第一特别区四维路5号校址内举行开学典礼。是日宋庆龄先行莅校，率领全部学员暨来宾蒋作宾等及党代表齐集礼堂，举行仪式。宋庆龄在会上发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演说，着重阐明开办妇女党务训练班的意义：
今天是妇女政治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我们开办这个妇女政治训练班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这个训练班，就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这就是党务训练班所努力的目标，深愿诸位同学从此努力奋斗，完成国民革命。
妇女党务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党务及革命训练，兼及政治法律等。在最初的《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中规定的课程为：《三民主义》、《总理历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国民党组织法概要》、《中国国民党重要训令宣言及议决案说明》、《世界革命史要》、《政治学概要》、《社会学概要》、《经济学概要》、《世界经济概要》、《不平等条约内容》、《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史》、《最新宪法大纲及五权宪法意义》、《妇女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商民运动》、《青年运动》、《苏俄政治组织概要》、《工农革命要义》。而1月13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布的《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中，已经做了修改，新增《最新法制大纲》、《改良司法研究》、《革命道德》、《体育运动》、《国民革命要意》、《名人演讲》课程，并明确写道“于必要授业中可随时增加科目”。正式开学后，其课程内容与上述并无甚大差距，主要还是党务与革命课程。
为了扩大学员的知识面，提高教学水平，训练班聘用了更多的专任教员。曾担任教授课程的有陈群、于树德、恽代英、彭学沛、罗家伦、王世杰、袁良骥、沈仪彬、张太雷、潘康时、陈雪兰、彭泽沅等等。这些教员“均为党中革命先觉，为富有政治学识者。”有的已经长期参加革命，富有革命经验；有的当时恰是政界精英，擅长演讲。
当然，训练班的学生素质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最初招生时，即要求“中学毕业，或有相当程度者”。当时的女性能中学毕业的人数还是极少的，能毕业者大都能接触过先进的知识与理念。不仅如此，训练班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曾在教育界或党部机关服务者，了解国民党党义，“大都具有革命的决心”。如加于适当培训，将来毕业后“必能努力革命”。
训练班对学生非常优待，专门提供了一幢二层洋房用作学生的宿舍与饭厅，使得大部分学生住宿于校中。同时，减免了所有的膳食、住宿费用与学费。除了日常课程外，学校还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实践，在三八节、总理纪念周、“三一八”纪念日时参加游行，负责分发传单、各处演讲，平日组织学生会，常常开会演讲，勤加练习。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北伐时，妇女党务训练班全体学生连续出外宣传，劝募钱物，并派出4名学员去兵站医院担任看护【17】。
在训练班开学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宋庆龄与何香凝住在训练班所在的院子里，课上课余亲自教导学员。学员蒋心仪回忆到：“在与两位先生的接触中我确实得到许多启发与教诲。宋先生和何先生对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女青年，从来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每次告别出来，宋先生总说：‘没事就来坐坐谈谈。’回想起来真是平易近人啊！”
命途多舛
然而，训练班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宋庆龄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恳辞“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职务。呈文称：训练班“现开班已将两月，办理略具雏形，庆龄事赜才辁，身兼数职，思维再四，与其敷衍因循，贻误党国，不若及早引退，用让贤能。”并且根据自己办理的实际经验，提出应调整训练班的领导关系，建议训练班宜改由中央妇女部直辖；废除主任制度，改为委员制。
4月8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宋庆龄的辞职呈文，并请宋庆龄提出训练班委员名单。训练班的学生闻讯后，递交请愿书，两次前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请愿，要求仍委任宋庆龄为委员。然宋庆龄声称坚决自己不再担任委员，而提名何香凝、孙科、陈公博、顾孟余、邓演达为妇女党务训练班委员。接着，然在4月20日的常委会议上，由于突然改作委员人选“由中央妇女部提出通过”。这一决定引起了何香凝的不满，她坚称：“该班是孙夫人手创的，应由孙夫人提出。”因此会议决定请何、宋“她们两人去商量。”遵照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何香凝即与宋庆龄商定妇女训练班委员人选，并以中央妇女部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函谓：“香凝现与孙夫人商定，提出邓演达、顾孟余、孙哲生（孙科）、陈公博、孙夫人及香凝为该班委员，特呈钧为核夺。”还特别表示：“如孙夫人不允担任，香凝亦不敢负责也。”在经历这些诸多反复之后，5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名单。
虽然宋庆龄仍列名于委员名单之上，但是训练班的实际管理却完全由中央妇女部接手了，何香凝部长委刘蘅静和刘清扬共同负责日常工作【24】。宋庆龄不再参与训练班的事务，蒋心仪回忆说：在训练班结束前，“我在训练班的院子里就见不到宋先生的身影了”。
这一风波之后，训练班的情况并未好转，相反更加每况愈下。随着武汉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训练班的事务更加混乱，中央妇女部也无法实际控制训练班的事务。5月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妇女党务训练班启事：
迳启者：本班现定于五月二日照常上课，凡离校学生一律于五月五日以前回校报到，逾期不到者概行除名。
从这则消息可以窥见，在训练班领导关系变化的十数日中，训练班已经处于分崩瓦解中，教员可能已经不再正常上课，很多学生也已离开学校。因此在妇女部接手后，为了恢复正常，不得不公示要求学生立即返校，否则给予开除。即便如此，仍尚有部分学生没有返回学校，已然不知去向。
训练班的风波却未因此平静下来。过了约二十天，5月23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妇女部长何香凝提交呈文，称“妇女党务训练班学生不受调度，请辞去该班委员之职”【25】。这呈文表明，妇女部也无法管理恢复后的训练班。会议决定训练班提前至6月毕业，但在毕业以前，仍由中央妇女部担任管理。原来训练班章程中规定的修业期为6个月，从开学2月12日算起，应在8月12日左右毕业。但实际上，提前了两个多月，就举行了毕业礼。
匆匆毕业
1927年6月15日，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由中央妇女部长代表刘蘅静任主席，中央委员彭泽民、陈其瑗出席典礼并发表训词，学校管理员刘清扬、周一知、徐克峻等也发表训词。值得一提的是，刘蘅静在训词中说：“妇女部接办训练班，仅四十余日，在这四十余日中，不能使诸君得到很好的训练，非常抱歉。”【26】可见训练班毕业之匆匆。在短暂的仪式后，训练班宣告终结。
然而，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创办人——宋庆龄却未出席这次毕业典礼。虽然这时宋庆龄为武汉国民政府最后的命运担忧，但是未出席这个重要的毕业典礼，让我们猜测，或许宋庆龄忙于其它事务，对其无暇顾及；或许宋庆龄仅仅对训练班失望了。
由于训练班结束得比较匆忙，加之武汉国民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没有有组织地为学员正式分发工作。毕业后，学生们奔赴各地，有少数人参加了南昌起义。蒋心仪在回忆中说，毕业后的学生，纷纷各自回家，“也有一部分人北上”。她自己因为有病在身，加上经济困难，成了训练班里无路可走的一员。在刘清扬给她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汉口中央党部工人部，当了一名干事。
虽然训练班只存在几个月，但是依旧在学员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部分人成长为妇女运动与革命的骨干。比如曾在训练班学习的刘志敏，30年代初成为中央苏区优秀的妇女领导干部，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妇女党务训练班在当时的社会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当时妇女运动的方向。在训练班成立后不久召开的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上，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案，就借鉴了这一经验，要求设立训练班作为妇女运动宣传的两个手段之一。其后，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妇女部还计划开设短期训练班。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训练班的存在是妇女解放运动一个重要形式。
妇女党务训练班是宋庆龄在领导妇女解放运动中一次重要的尝试，是她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尽管训练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其经验与教训亦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由于史料的欠缺，今天仅能窥测训练班的大致情形，已然难以恢复训练班的完整面貌，也无法了解、体会宋庆龄对于训练班的感情。在之后的数十年生涯中，宋庆龄几乎再没有提到或者谈论过它，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样一篇讲述妇女运动史的文章中也一字未提。
然而这些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正是在训练班的日子里，宋庆龄逐步形成了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正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宋庆龄将其付诸实践，创办了妇女党务训练班；正是训练班的存在，使得宋庆龄无愧于妇女运动先驱与领导者之名。
【1】 杨之华：《怎么纪念国际妇女节》，《中国青年》第7卷第5号，1926年2月19日。
【2】 参考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303页。
【3】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1926.12.13-1927.2.21》，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页。
【4】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1926.12.13-1927.2.21》，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5】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1926.12.13-1927.2.21》，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6】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198页。
【7】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1926.12.13-1927.2.21》，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其中的徐部长指徐谦，时任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司法部长。
【9】《妇女党务训练班事务组织大纲》，载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1926.12.13-1927.2.21》，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1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11】《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12】丁景唐口述、朱守芬整理：《八十回忆》，《史林》2001年第1期。
【13】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武汉妇女运动大事记 初稿 1920年7月至1927年9月》，1981年，第17页。
【1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
【15】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回忆和叔父林伯渠相处的日子》，载中共临澧县委《怀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8页。
【1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1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18】蒋心仪：《回忆北伐时在宋庆龄身边的日子》，《钟山风雨》2009年第2期。
【19】转引自刘红：《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载《团结报》2004年10月14日。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0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页。
【22】转引自刘红：《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载《团结报》2004年10月14日。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3页。
【2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99页。
【2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2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28】蒋心仪：《回忆北伐时在宋庆龄身边的日子》，《钟山风雨》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