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福斯特·斯诺眼中的宋庆龄
孙娴静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20世纪30年代初，她怀着一个“作家梦”来到中国上海，在美国领事馆担任秘书兼任美报业公司的驻外记者。在华十年间，海伦目睹了中国人民饱受战乱和贫瘠的境况后，改变了原本看一眼就走的初衷，积极投身于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事业中。
海伦与埃德加·斯诺在工作中相识相恋，之后结为夫妻。1935年，她和丈夫一同在北京参与和对外报道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前，海伦独家采访张学良，最早透露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信息。一年后，她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多位中共领导人，撰写《红色中国内幕》等书，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1937年底，她参与创办和宣传“工合”，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海伦在斯诺的引荐下，拜访并结识了宋庆龄。日后，在她的个人作品中多次回忆过与宋庆龄的亲身交往，文字中无不透露出一份崇拜与敬仰。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和描写了一位伟大女性的光辉形象。
一 “初次拜会宋庆龄，她的身上有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1932年底，斯诺带着相恋中的海伦来到莫利哀路寓所拜访宋庆龄。斯诺深受宋庆龄思想的影响，他对中国的认识、他的世界观发生改变都始于宋庆龄对他的教育和帮助。正是通过宋庆龄，斯诺“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1]。拜访前，海伦读过斯诺采访宋庆龄后写的稿件，了解了不少有关宋庆龄的事迹。受斯诺的影响，海伦对宋庆龄也是崇拜有加。对她来说，宋庆龄是“在中国最切望会见的人物之一”[2]。
当日到达寓所后，宋庆龄亲自开门迎接他们。自欧洲归国以来，宋庆龄的言行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海伦回忆 “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来接我……她同我握着手，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像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共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具吸引力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 [3]
随后，宋庆龄邀请二人到寓所的客厅坐下，还礼貌地称赞了海伦身上“漂亮的美国时装”[4]。交谈中，海伦感觉到宋庆龄落落大方，非常好客。谈到中国革命时，宋庆龄告诉斯诺和海伦“在1923年以前，孙博士就已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它有必要进行一场新型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可能通过同苏联、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联合而得以实现。”[5]
当晚，宋庆龄在寓所为他们设宴，祝贺两人即将举办婚礼并赠送了一只银制咖啡壶作为结婚礼物。
这是海伦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正忙于发起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声援和营救政治犯、无所畏惧地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作顽强战斗。海伦眼中的宋庆龄虽是“苍白、娇弱”却仍保持着“风度优雅”[6]，因为曾在“经受反革命的极度挑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性格力量”，所以如今从外貌上就能感到“身上有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7]相处之后，海伦觉得宋庆龄“内向自谦、才思敏捷”，并且“幽默感和勃勃朝气更使她的工作格外出色。”[8]
这次会面让海伦对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她日后回忆起昔日的上海生活时，不禁发出感叹：当时的“上海只有一件事是金色的，富有魅力和无可比拟的，那就是勇敢、美丽、无人陪伴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9]
不久，斯诺夫妇离开上海赴日本东京结婚，之后前往北京工作。海伦再一次见到宋庆龄已是在1938年的香港。
二 “缺少宋庆龄，‘工合’的轮子就转动不起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国工业几乎毁于战火。1937年底，斯诺与海伦先后回到沦陷后的上海，目睹了一群群失业工人和难民流落街头，十分揪心。为了能帮助中国在后方组织工业生产，夫妇二人经常与在上海工部局担任工业科长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一同探讨可行的办法，希望为抗战提供经济力量。
讨论中，海伦首先提议将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和串联起来，搞一场人民生产运动。这个想法得到了斯诺和路易·艾黎的赞同，随后他们将工业合作的设想汇报给宋庆龄。
当时，宋庆龄经中共中央的建议，从上海转移至香港，为抗战广泛争取国际援助，酝酿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听到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想法后立刻表示同意，并高兴地充当了“工合”运动的“保证人”。在她看来，这是“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即民生主义”[10]。宋庆龄还推荐弟弟宋子文以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创办“工合”资金上的保证。
1938年8月，在斯诺夫妇、路易·艾黎等多位中外人士的努力和准备下，经国民政府同意，“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工合”能够顺利创办，离不开宋庆龄在背后发挥的作用。缺少她的努力，“工合”的轮子就转动不起来的。[11] 当月23日，宋庆龄在广州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中，向世界人民介绍“工合”并呼吁得到援助。
9月，海伦来到香港，见到了阔别六年的宋庆龄。因参与创办和宣传“工合”，海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容貌憔悴、筋疲力尽。宋庆龄关切地询问海伦的状况，劝告她注意健康，还将“一枚青绿色的饰针和一套深红色的中国式服装，一套衣服料子”[12]赠送给她。没过多久，受宋庆龄的委托，海伦跟着斯诺一同前往菲律宾为“工合”向当地华侨筹集资金。
为了更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也能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被国民党官吏挪用，1939年1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宋庆龄把“工合”当作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推动，在她和保盟的呼吁下，“工合”国际委员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宋庆龄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保盟在香港举办了“一碗饭”运动、大规模的“嘉年华会”等活动筹集捐款，均得到社会各界热烈的反响。曾参加过“工合”工作的陈翰笙回忆“在抗战最初的几年，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工合”运动的领导实际上是国际委员会”。[13]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积极着手筹建国外分会。在斯诺夫妇的宣传和协助下，“工合”国际委员会菲律宾促进会成立。受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独特地位的影响，当地华侨和机构踊跃捐款。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会等团体，募集了二十余万元捐款交宋庆龄收转“工合”。同时，为了进一步帮助扩大“工合”的宣传面，海伦在菲期间发表了多篇新闻报道介绍“工合”，由她撰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工合”的专著《中国为民主奠基》出版。
几个月后，欧战爆发，中国抗战逐渐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10月，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发表《致外国团体的信》，并将这封信转给海伦，希望她继续为支持中国抗战争取更多的援助。
一年后，因远东地区局势紧张，海伦和斯诺先后在菲律宾沦陷前撤离，返回了美国。回到美国后，海伦继续为“工合”宣传。她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四处进行演讲，大力向美国人民和华侨介绍“工合”，募集资金。1940年初，“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美国促进会”成立后，海伦义不容辞地加入促进会工作，此后还当选该会的最后一任副主席。
三 “中国的关键人物”
在参加“工合”工作的同时，海伦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局势，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宋庆龄。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全身心从事战后救济福利事业。然而，蒋介石罔顾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公然挑起内战。当时，美国的一些进步人士成立了“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专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独裁统治。海伦十分支持这一组织，并帮助开展工作。
1946年，该委员会意图邀请宋庆龄访美。6月，海伦与委员会执行委员莫德·拉塞尔商量后致函宋庆龄。她写道：“你来这里访问，将能使美国人民了解和重视你所从事的事业。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民的代言人，从来没有一个”；“多年来你一直是中国的关键人物，来访将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已成为中国反动力量的中枢， 而你已成为中国进步力量的核心”；“我们现在有很多政治组织，你的来访将激励他们去对中国问题施加压力”。[14]
同时，海伦还向宋庆龄表示“人们知道你生性安静，不喜欢公开露面，可美国人喜欢这样。你可在大的场合公开露几次面，而且只需演讲5至15分钟，这不会引起过度的紧张。”[15]
因忙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无法分身等多重原因，宋庆龄的美国之行未能实现。然而，宋庆龄不再保持沉默。在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国共两党停止冲突的呼吁下，7月23日宋庆龄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她在声明中揭露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蓄意挑起内战的阴谋，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希望美国人民认清中国内战的真相，“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16]，这份声明得到了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广泛响应。
不久，宋庆龄写信给海伦，信中邀请她参加中国福利会基金会新组建的国际促进委员会，从海外支持和帮助基金会扩展工作。海伦收信后回复宋庆龄“我收到你的关于参加新的委员会的来信，我非常高兴参加。”[17]
四 “我所认识的最能鼓舞人心的妇女”
新中国成立后，海伦将更多地精力转入到写作中。她笔耕不辍，接连创作了50多部有关中国的作品。1950年，她致函宋庆龄，希望宋庆龄能对自己关于中国妇女历史的新作提供建议和帮助。
建国后，宋庆龄担任了国家副主席，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同时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妇女和儿童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之中。海伦在这封信中提到“我也为你担任副主席和有那么多妇女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感到特别高兴。……我打算将我的新书献给你，因为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能鼓舞人心的妇女。”[18]
然而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五年之久。海伦因同情和支持新中国、要求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而遭受了多年的政治迫害。她写的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都无法及时出版和发表。
1959年，宋庆龄了解了海伦的状况后表示“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工作前景比较明朗，而且心情舒畅，身体健康，我感到很高兴。……你的写作计划听起来很有趣，我祝愿你获得成功。”同时，她也不忘告诉海伦新中国鼓舞人心的景象 “看到新中国大踏步地前进，看到人民丰衣足食，看到他们乔迁新居，他们的孩子进入大、中、小学学习，文化事业百花齐放、欣欣向荣，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景象啊。……我真希望哪一天你能再来中国，亲眼看一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19]
1972年，海伦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了北京、上海、长沙等许多地方。重回莫里哀路寓所时，海伦内心十分激动，40年前与宋庆龄初次见面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后来，她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情和想法。“在我穿过这幢房子时，我确实非常激动地认识到我属于孙逸仙夫人的时代，虽然我是较年轻的一代。”“孙逸仙夫人在她的一生中要选择什么就可选择什么，然而她选择了危险和自己孤立的荒凉道路……我越来越认识到她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欣赏她，我也尊重她的意见，她是完完全全真诚和爽直的。”[20]
海伦非常希望能再次拜访宋庆龄，但当时因宋庆龄的身体不佳，未能如愿。六年后，她率领了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再度访问中国。这一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海伦终于在北京寓所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热情地以茶点款待海伦，大家愉快地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这是时隔40年后，海伦最后一次见到宋庆龄。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白血病逝世，海伦被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她回忆，宋庆龄曾在去世前不久寄了一只粗头签字笔送给自己。海伦非常喜欢这份礼物，以后她都用粗头笔签名，也要求身边的一些致力于中美友好关系的朋友们也用粗头笔签名，“以此来使我们感到宋庆龄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21]
[1] 徐万发：《宋庆龄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2] 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3] 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127-128页。
[4] 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129页。
[5] 海伦·福斯特·斯诺：《回忆宋庆龄》，载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回忆宋庆龄》，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265页。
[6] 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128页。
[7] 海伦·福斯特·斯诺：《回忆宋庆龄》，第264页。
[8] 海伦·福斯特·斯诺：《回忆宋庆龄》，第264页。
[9] 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0] 邬正洪、傅绍昌：《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1] 海伦·福斯特·斯诺谈话录音《我所认识的人》，引自（美）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架桥 海伦斯诺画传》，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12] 海伦·福斯特·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13] 徐万发：《宋庆龄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第65页。
[14] 海伦·福斯特·斯诺1946年6月28日致宋庆龄信，载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第67页。
[15] 海伦·福斯特·斯诺1946年8月26日致宋庆龄信，《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72页-第73页。
[16]《关于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17] 海伦·福斯特·斯诺1946年9月26日致宋庆龄信，《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92页。
[18] 海伦·福斯特·斯诺1950年4月20日致宋庆龄信，《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39-240页。
1 宋庆龄1959年5月致海伦·福斯特·斯诺信，《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60-461页。
[20] 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405页。
[21] 张锲：《张锲海外游记》，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