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年代，接连建立起的多家国际和平医院，为战时和战后的中国人民提供了长期出色的医疗服务。起初的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后来却变成了分布在八个解放区的八所医院，四十二个地方医院，总共一万一千八百个床位。[①]国际和平医院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紧密相连的。以下，仅对第一家国际和平医院创立的前后做些简单的介绍。
1938年7月23日，国际和平运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国际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反对空中轰炸不设防城市，英法美中等三十多个国家近10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为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大会根据中英美代表提出的提案通过了在中国设立国际和平医院的决议。“国际和平医院”一案的产生与推动离不开宋庆龄和保盟的努力，它在巴黎大会数月前已经开始计划与酝酿。
抗战全面爆发后，战事日趋激烈，伤员数量不断激增。位于陕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物资供应极度匮乏，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1938年初，从上海沦陷撤离到香港的宋庆龄已关注到这些情况。3月，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受周恩来的委托，来到香港将一份华北地区医药紧缺的报告转达给她。当时，宋庆龄正在积极筹建保盟，并不断地向海内外呼吁支持中国抗战。
4月初，宋庆龄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代表自己在香港银行家邓文钊家中召开一次会议，酝酿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社会对抗战的援助。据前去参加会议的贝特兰回忆，廖承志在会上指出“当前迫切需要在西北地区建立一家国际和平医院并继续组织募捐”。[②]
从以上回忆可见，保盟在4月份的筹建会议中已经提到了创建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由谁最先提出的呢？
英国社会活动家亚瑟·克莱格著《援华》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书中记录了如下文字 “1月，诺曼尔·白求恩到达香港……他是由加美促进和平和民主联盟组织派来的……这里似乎有个机会可以在解放区建立一所由国外援助的医院，当我向Dorothy提出这个主意并建议如果把它称为国际和平医院的话，就可能得到国际和平运动会的支持”，“保卫中国同盟对这个想法和名字都表示非常欢迎”。[③]
亚瑟·克莱格是英国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援华组织——中国运动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1937年9月，中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后，他任总干事一职，长期组织并参与了大量援华运动。《援华》是克莱格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书中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叙述了中国运动委员会参与援华的各种活动。从这本回忆录中看到，国际和平医院是由克莱格首先倡议创建的。根据书内前后文推测，时间大约在1938年1月-4月期间。
进一步结合克莱格和贝特兰的回忆，笔者认为保盟在筹建的过程中或许已经与中国运动委员会开始了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而建立这一联系的基础，是与宋庆龄和她在国际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不无关系的。
抗战开始后，为广泛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宋庆龄对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演说。1937年9月和12月，她分别撰写了《致英国工党书》、《告英国民众书》，努力让英国人民了解抗战的正义性和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克莱格在《援华》中记叙，1937年底他们曾有意邀请宋庆龄来伦敦发表演讲，支持援华工作，但可惜最终未能成行。[④]可见，宋庆龄以她在国际上崇高的声望，受到援华团体和进步人士的信赖和敬仰。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解放区创建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后，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进行了沟通。而这与当时宋庆龄意图帮助解决华北地区医药紧缺的想法相吻合，因此得到了保盟的欢迎和认同。
4月中旬，宋庆龄委派贝特兰前往英美宣传保盟，其中包括进一步推动创办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
1938年9月，英国伦敦每日新闻特约通讯员、妇女反战和反法西斯帝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来华访问，宋庆龄在广州码头亲自迎接她。何登夫人此次来华的目的之一就是受国际和平运动会的委派，与宋庆龄为国际和平医院筹款等事宜进行沟通。在这次会面中，宋庆龄与何登夫人商议，确认将当时在五台山地区工作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所在的医院定为国际和平医院。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医学博士、胸外科专家。他参加过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来到中国前，白求恩读过《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了解到不少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英勇事迹。他在美国聆听了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关于《中国与西班牙》的英语专题演讲后深受触动，萌生了去中国服务的意愿。1938年1月，受加美共产党的委派，白求恩率领一只医疗队并携带了由美国医药援华会提供的大量医疗药品和器材，来到中国支援抗战。
白求恩来华的消息无疑让当时的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途径香港时，中共特别指定专人接待和保护白求恩一行，并在廖承志的安排下将他们护送至延安。5月，白求恩经党中央的安排，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地区开展医疗救援工作。一路上，他对八路军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考察，目睹了这些地区医疗设备及人员紧缺、医疗水平技术低下等诸多状况，逐渐形成了要创办一所模范医院的想法。
白求恩到达五台县耿镇松岩口地区后，对设在那里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第二修养所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他本人担任院长。9月15日，医院正式宣布成立。这座医院就是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
医院正式确立后，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立即通过保盟为医院筹措经费2450英镑，此后又再次筹集了9百多英镑。美国和加拿大的援华组织也响应保盟的号召，相继为开办国际和平医院捐款。保盟将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列为主要的工作之一。
有关资料显示，早在建院初期，通过保盟为白求恩和国际和平医院募集了多批加拿大援华组织提供的药品、衣物，同时保盟还使用1350元港币购买医疗物资，准备邮寄给白求恩。[⑤]在1939年《保盟通讯》第1期中，特别指定“部分物品还将运往山西敌后五台山地区白求恩大夫的国际和平医院。”[⑥]
但是，因战时环境特殊、通讯联系困难以及国民党疯狂的经济封锁，通过保盟为医院募集的资金和物资并不总能顺利抵达白求恩的手中。在国际和平医院正式对外开办前，白求恩以院长的身份向保盟写了一份关于八路军后方医院医疗状况的报告,文中汇报了五台山地区糟糕的医疗状况以及迫切需要的物资。[⑦]这份报告何时抵达到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手中不得而知，但在克莱格的《援华》中提到，直到1939年3月底或4月初时，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份报告。
正如宋庆龄所说“在战争期间，加上国民党的阻扰，交通运输极其困难并且很不安全，所以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满足白求恩大夫的各种紧急的需要。”[⑧]白求恩在缺医少药且和外界联系几乎断绝的情况下，艰难地维持着医院。1938年12月，白求恩在给马海德的信中询问“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⑨]后来，据原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回忆“白求恩曾非常气愤地告诉他，国际援华会给医疗队汇来的钱和宋庆龄寄来的医药器材，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了。”[⑩]
尽管困难重重，保盟仍想方设法地援助医院。1939年6月, 保盟成员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派，访问白求恩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了解情况。王安娜向白求恩表示“保卫中国同盟一定会把工作上必需的器材调配给你的”。[11]10月，《保盟通讯》上专门刊登了贝特兰访问白求恩所在的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
战争时期,为避免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设立在根据地的医院并不能长期固定在同一个地点，随时面临着转移的可能。1938年9月下旬，日军向五台山地区逼近，松岩口模范医院遭到空中轰炸，刚刚建立起半个多月的医院被烧毁，院内的设施设备不得不分散转出。医院被破坏后，白求恩非常痛心，他只能随军暂时离开松岩口地区，沿路救治伤员。
同年12月底，白求恩来到山西省灵丘县，建立了更具流动性的特种外科医院，院内保留了模范医院制定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为提高边区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白求恩着手计划创建一所卫生学校。
1939年9月，在他的带领下，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省唐县创建，一同从五台山地区转移至此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第一修养所作为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然而，两个月后，白求恩因在手术中左手指被划破受到感染，不幸去世。1940年1月5日，为纪念和学习白求恩同志，晋察冀军区总司令员聂荣臻宣布将晋察冀卫生学校命名为白求恩学校，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月，学校和医院进行了易名典礼。
几个月以后，在宋庆龄的号召和支持下，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来到河北省唐县，受命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职务，继续在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的支持下，履行救死扶伤、维护和平的神圣职责。
[①] 宋庆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载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②]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页。
[③] Arthur Clegg :《Aid China 1937-1949 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第57页。
[④] Arthur Clegg :《Aid China 1937-1949 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第23-24页。
[⑤] 加图尔特著：《不死鸟 诺曼尔·白求恩的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
[⑥] 《支援新四军的医疗服务》，载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⑦] 黄燕民译：《白求恩的信和克拉克夫人的报告》，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5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⑧] 《宋庆龄复西德尼·戈登（1959年1月6日）》，载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⑨] 泰德·阿、塞德奈·戈登著：《手术刀就是武器 白求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⑩] 叶青山：白求恩与晋察冀卫生学校，载《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史1939-198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11] 王安娜：《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