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庆龄手持孙中山《建国大纲》线装本照拍摄的时间，目前有1956年和1958年两种说法。
该照究竟摄于何时，首先我们要从孙中山《建国大纲》线装本何时出版谈起。
《建国大纲》是孙中山的重要著作，是其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1924年4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手书《建国大纲》后赠与爱妻宋庆龄。
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10月2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扩大），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宋庆龄等87人为委员，周恩来任筹委会主任。事先并不知道北京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的宋庆龄已于10月初回到上海，闻讯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她在上海中山故居先后3次整理出一批珍藏了30多年的孙中山的重要文献和珍贵文物。她在10月下旬第一批整理出的重要文献中就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稿。她随即将此手稿连同其他珍贵文献一起，寄给了在北京的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0月26日，筹委会在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工作计划》，计划的最后一条就是“编印中山先生遗墨，并在11月11日以前印出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计划还准备以宋庆龄送京的孙中山遗墨为基础，在京举办展览会。11月5日，《建国大纲》手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上海的印刷厂印出二千五百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它经过摄影，制成珂罗版，用宣纸印刷成线装本和折本。宋庆龄特地为手稿本题了书名。《建国大纲》手稿也于11月12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上展出。
因为孙中山《建国大纲》线装本出版于1956年11月，所以，宋庆龄手持孙中山《建国大纲》线装本照拍摄时间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1956年。但是，从该照的拍摄背景——宋庆龄在京的方巾巷寓所——来看，这一说法并不成立。
1956年直至年底，宋庆龄一直居住在上海，直到1957年2月方返回北京。所以该照不可能摄于1956年。
那么该照究竟摄于何时，答案还是要以方巾巷为线索进行寻找。
方巾巷寓所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方巾巷44号（今东城区朝内南小街439号），是宋庆龄在京的第一个寓所，从1949年10月入住算起，直到她1957年12月离京回沪为止，她在这里共住了8年。
宋庆龄在1958年9月4日致好友黎照寰的信中告诉他说：“北京的许多道路都在进行拓宽，许多房子要拆掉，包括我在那里的家今年冬天也要拆了。因此，我想我要住到城里的另一个地方了。”然而这栋房子最终并没有拆除，不过宋庆龄对此并不知情，因为从1957年12月起她一直生活在上海将近一年半。1957年11月，宋庆龄随同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频繁的国务活动使她健康受损，12月下旬，她回到上海养病。在上海，她依然抱病参加了一些国务活动，还在6月14日亲自出席了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题为《永远和党在一起》的讲话。她告诉黎照寰：“今年夏天对我来说也是最难受的（一个夏天）。我没去任何度假地度假，本想这里的高温也许对我的关节炎有好处，但这看来是个错觉。我额头上的汗水就像瀑布一样往下淌，整天都是这样。”10月中旬，上海人民大搞土法炼钢，宋庆龄也在寓所组织工作人员炼钢，她后来在1974年10月23日致陈翰笙的信中解释道：“当时，我为了安装我们的炼钢炉不得不砍掉几颗很好的树。但是柯庆施同志认为，当邻居们看到我穿着白大褂，戴着帽子，试图举起那些重武器时将受到鼓舞！”
1959年4月，宋庆龄为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又回到北京，但她并没有回方巾巷居住，所以她也一直不知道方巾巷寓所并没有拆除。她在1960年5月4日致王安娜的信中告诉她：“为了拓宽道路，老房子已经拆了。一个又大又雄伟的火车站就建在我的老房子对面，所以那里的噪音极大。我是去年十月份搬过来的。这块地方安静多了，不过夏天嘈杂，因为学生们都来北海游泳。”信中所说的新住宅即宋庆龄在京的第二个寓所——北海西河沿8号（即今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纪念馆。1963年宋庆龄迁往后海居住后，郭沫若即居住于此）。
由于1958年宋庆龄整整一年都居住在上海，所以宋庆龄手持孙中山《建国大纲》线装本照拍摄的时间是1958年也不正确。根据上文的分析，该照当摄于1957年2月宋庆龄回到北京之后至1957年12月宋庆龄离开北京之前这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