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宋庆龄逝世和安葬35周年。宋庆龄安葬30多年来，她的葬事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宋庆龄为何安葬在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不与孙中山合葬？世人评说纷纭。
其实，宋庆龄选择百年后陪伴父母，源于宋家早年的一个约定，此事早有定说。最新披露的相关文献史料，更为这段备受关注的史实添加了生动鲜活的细节。
然而，反观坊间的一些无端揣测，笔者认为有必要以文献史料为依据，追述这段已逝的历史，还原真相，以正视听。
“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①]1981年2月，宋庆龄在对保姆李燕娥后事安排的批示时，也公开了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宋庆龄之所以选择百年之后陪伴父母，源于宋家早年的一个约定。宋庆龄秘书张珏在《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一文中曾这样解释：“宋嘉树[②]一家八口人，约定死后葬在一起。‘文革’前，万国公墓有宋嘉树、倪珪贞的墓，还有子女六人的寿穴，墓与穴均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宋家子女散居各地，‘约定’未能实现。宋庆龄不忘‘约定’，希望身后陪着父母。”[③]
近年披露的宋美龄致好友米尔斯[④]的信函，印证了宋家早年的这一约定。结合史料，我们不妨做如下推测。
1918年春节后，父亲宋耀如肝病复发，于4月中旬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告知家人“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⑤]，因为“医生说他痊愈的机会很小，大概有20%的希望”。母亲倪珪贞认为“除了上帝没人能救治他”，在她的坚持下，宋耀如出院回到了霞飞路的家。[⑥]得知父亲病重，两位已出嫁的女儿蔼龄和庆龄急急赶回家，与母亲、弟妹一起侍疾在侧。就在宋耀如重病期间，或许更早些时候，面对生离死别，父母与六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子女“约定死后葬在一起”。
1918年5月4日，宋耀如溘然长逝[⑦]。宋美龄写于5月15日的书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家人在父亲去世后选择墓地的情形。“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决定不把他安葬在西门公墓（West Gate Cemetery），我母亲那边的亲戚都安葬在那儿，尽管我们在那儿也有墓地。正如你可能知道的，父亲那边的人们都安葬在广州，因此我们想最好把他安葬在上海。”“幸运的是，我们获悉[⑧]一个叫万国公墓的新墓园刚刚完成，所以我们就去那儿，发现那儿非常好且干净。所以我们买了地——全部面积够我们全家人用，父亲是安葬到那家公墓的第一人。你知道，他喜欢在任何竞争中当第一，所以我想要是他知道的话他会非常欣慰的。”[⑨]
宋家一眼看中的万国公墓，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近代公墓，也是国人创办的第一座经营性公墓。但它并不是新建的墓园，其前身是创建于1914年的薤露园。薤露园地处虹桥路“上海西乡之徐家汇”，因“渐被沪杭甬铁路占用”，于1917年西迁至“西十八图张虹桥”（今宋庆龄陵园内）重建。西迁后的墓园布局、建筑设施等均承袭了薤露园的风格，但在经营对象上则扩大为“中西士女皆可葬此”，故改名为万国公墓。[⑩]
这座“建筑闳敞，花木幽深”的园林般公墓，受到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宋家人的青睐。由于父母与子女有过约定，宋家在为父亲买墓地时，一并购买了全家人用的墓地。[11]宋庆龄所说的：“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应是指可以安葬父母子女八人的墓地。档案显示，宋家当时购买了22个墓穴，位于万国公墓“礼堂前左首”的C区（C67—88），约为145平方米。[12]
宋耀如的墓穴占用了22穴中靠北居中的穴位。他是宋家在万国公墓的第一位安葬者，葬礼“安静而简朴，只通知了他的知己朋友。在中国的葬礼上，没有乐队和任何惯常的做法”。[13]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倪珪贞在青岛病逝，灵柩运回上海安葬。时，正在欧洲的宋庆龄接电后回国奔丧，葬礼在她回到上海后的8月18日举行。当天清晨，宋家先在家中花园草坪上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出殡队伍到达万国公墓后，又在公墓礼堂举行了祭礼。9时30分举行下葬典礼，灵棺由10名工人从礼堂抬出，安置在预设的铜架上，棺上覆以青天白日党国两旗。先由牧师祈祷，祈祷毕，始将灵棺徐徐下降至墓穴内。倪珪贞的墓穴傍宋耀如西侧，穴深5英尺，穴内铺以水泥，四周铺以青草，灵棺安置后，复由工匠将5方石板平铺于墓穴上。[14]
一年后，宋氏子女为父母建合葬墓。整个墓地为向上三个台阶，四周围以石栏，中间是宋耀如倪珪贞的合葬墓，墓上覆以两块白色大理石墓盖，墓后是巨大的花岗石墓碑，墓碑上镌刻着“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吉日 显考妣 宋公耀如府君 宋母倪太夫人 之墓 男子文 子良 子安 女蔼龄 庆龄 美龄 敬立”。
正是这块墓地，后人称之为宋氏墓地。父母的墓地成为宋家血脉情亲的所在。
光阴荏苒，岁月更迭。1949年后，宋家子女相约一起祭拜父母的情景不再。随着兄弟姐妹的相继离开，祭扫父母墓成了留在大陆的宋庆龄的责任。每年清明，宋庆龄总是安排保姆李燕娥到宋氏墓地祭扫，并特别要求将六盆瓜叶菊摆放在父母墓前。她对李燕娥说：“我是代表兄弟姐妹去扫墓，他们都在国外，只有我一个亲人留在国内去完成扫墓的任务，以表达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和敬意。”[15]
宋庆龄对父母感情深厚。父亲病重时，她从广东赶回上海，与家人一起守候在父亲的身边。但母亲离世时她正在欧洲，令她深为遗憾的是未能尽孝，也未及赶上与母亲的最后一面。上海的家中，宋庆龄挂着一幅母亲的画像，望着母亲，便会感受到母亲的爱和教诲，或许还会时时想起父母当年与他们的约定。
但境况已然不同，当年的约定该如何实现？作为唯一留在大陆的子女，宋庆龄曾做过怎样的考虑？北京的寓所，宋庆龄珍藏着一张她和弟弟子安在1932年拜谒父母墓时的照片，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树长万代 叶落归根”8个字。就在1960年代，宋庆龄对身后之事做出了明确的安排，而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两件突发事件。
第一件事发生在上海的宋庆龄寓所内。
那时，宋庆龄正在北京。性格直爽的保姆李燕娥曾多次指出厨师何元光的一些小偷小摸等劣行，并直言批评。不曾想，何记恨在心，伺机报复。1961年11月25日早晨，何元光见厨房间无他人，趁机用刀砍伤李燕娥，李被送至华东医院救治。当时，宋庆龄因长时间未收到李燕娥的来信[16]，心生疑虑，询问再三，方知事情原委。
李燕娥广东中山县人，1927年经孙中山亲戚介绍来到宋庆龄身边当保姆，16岁的她自小父母双亡，又有一段不幸的婚姻。跟随宋庆龄后，李燕娥工作认真踏实，对宋庆龄忠心耿耿。她曾拒绝国民党的利诱，保护宋庆龄，支持宋庆龄的革命活动。抗战时期，她跟随宋庆龄辗转香港、重庆，曾在日寇轰炸香港时，不顾自身安危，帮助宋庆龄脱险。宋庆龄同情李燕娥的坎坷身世，感谢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她十分信任，关爱有加。
得知李燕娥受伤，宋庆龄忧心如焚，于1962年1月11日匆匆赶回上海。宋庆龄刚进家门，便拉着李燕娥的手，抚摸着她受伤的头部心疼不已，激动地说：“为了我，你受苦了。”[17]自此以后，宋庆龄对李燕娥的称呼由“李妈”改为“李姐”，并开始和李姐一起用餐。
宋庆龄以此方式公开表明她与李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也许，在她的心里，李姐早已是自己家中的成员之一。
另一件事发生在上海的万国公墓。
1967年1、2月间，在文化革命的浪潮中，万国公墓遭到破坏。宋氏墓地也未能幸免，宋庆龄父母墓被挖掘，墓盖、墓碑、石栏等地面建筑均被拆毁。得到消息的李燕娥写信向时在北京的宋庆龄报告，当时上海也有人将被砸的墓地拍照后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得知父母墓被砸，心里十分难过，她将“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红卫兵砸得稀烂”的照片给廖梦醒看，并请廖“立即把照片送给邓大姐”。[18]
周恩来知晓后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3月13日，邓颖超致函廖梦醒，说明宋氏墓地的处理情况：“据了解，在1月中旬到2月上旬期间，上海62个公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烈士墓园也波及，在被劝阻后才未扩大……上海方面已将宋副主席父母坟墓现场所拍的照片送来，现送上请转宋副主席。除已将她前次的酌情处理意见告知上海方面，在她看了现场照片后，是否可提出处理的意见，望告。我和恩来同志看了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因为遗体和遗骨已经又埋入墓穴了，是否就在墓穴上面加工覆盖好。墓碑并没破坏，仍照旧保留，只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改刻宋副主席一人的名字。如果把遗体和遗骨挖出来火化，恐难挖全。究竟如何，请宋副主席考虑。”[19]
很快，宋氏墓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予以恢复，重立的墓碑上只刻了宋庆龄一人的名字。宋庆龄看到修复后的墓地照片，内心稍加宽慰。对于周恩来在这极端困难时刻为自己做的这件事，她“表示十分感激，永生不忘”。[20]当然，这件事也让她考虑了很多。
1969年10月16日，宋庆龄由北京回上海休假。自1965年9月为筹备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赴京，她在北京居住了4年。阔别4年回到上海，宋庆龄与李燕娥定有许多推心置腹的话语。就在这次回沪期间，她将对身后之事的安排告诉了情同手足的李燕娥。
感叹自己有好福气的李燕娥，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将这一秘密告诉了陪同她扫墓的寓所生活管理员周和康。那天，站在静穆的墓地上，李燕娥突然笑道：“周同志，你晓得我百年之后，安葬在哪里？”接着又神秘地告诉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哝，就在这里脚底下葬在夫人父母的身旁。夫人早已给我安排好了，她在左边，我在右边，生死永远不分离。”[21]
受伤害后的李燕娥，成为宋庆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姐妹，她们百年后以小辈的身份，陪伴在父母的身边。1981年，宋庆龄安排修建的李燕娥墓，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墓地格局。
宋庆龄之所以选择百年后陪伴父母，除了信守与父母早年的约定外，还有过其他考虑，包括她对孙中山的感情。
宋庆龄“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嫁给了“能够拯救中国”的孙中山，“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是他们爱情的真实写照。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投身于为新中国的奋斗之中。在孙中山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宋庆龄对孙中山始终怀着深深的爱恋与崇拜，从未想过要去分享孙中山的荣耀。她认为：“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怀念。”[22]她对朋友说：“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诚的同伴旁边。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23]
正如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说：宋庆龄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24]
还有，她深藏于胸中对上海浓烈的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主要居住在北京。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时任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李家炽作为宋庆龄身边的管理工作人员，经常往来于北京和上海，向她汇报工作。
李家炽办事细心周到，深得宋庆龄的信任。宋庆龄曾对他透露过关于后事安排的真实想法。她说：“我出生在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读书，孙中山的故居和文物在上海，我从事革命工作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我的很多革命同志和进步朋友在上海，我的家在上海。我照我父母的约定，要留在上海，我们家6个子女，能够陪伴父母亲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当然，我还要把李姐也葬在万国公墓，她16岁就跟着我，照顾了我50多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我答应过她，活着我们俩在一起，死了还要在一起。”[25]
宋庆龄常说：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在近90年的漫长人生中，她住在上海的时间最长，对上海自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上海有她的家，有她母亲的家，还有她与孙中山共同的家。家的温馨与美好一定时时温暖着她。
文革中父母墓地被砸，“这种没有人性的野蛮行为”给宋庆龄带来了“太多麻烦和痛苦”。[26]当时，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宋氏墓地得以修复，但没有恢复墓碑。1981年2月，宋庆龄在关于李燕娥后事安排中批示：“原来那里有大理石的碑，‘文化革命’时被人破坏了。我能再做过他们的碑。但李姐要做得同样的。” [27]
根据宋庆龄重修宋氏墓地、恢复大理石碑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修建李燕娥墓时，就着手进行宋氏墓地的修复工程。当时，解放前就在万国公墓担任管理员的李通海根据回忆，绘制了宋氏墓地和墓碑的图纸。[28]3月16日下午，邹韬奋夫人沈粹缜携带宋氏墓地和墓碑的图纸专程由上海到北京，详细汇报上海有关部门安葬李燕娥骨灰的打算。宋庆龄“戴上眼镜，细细观看图纸。边看边谈到她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顿了顿，又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因为是小辈，都要比父母的墓穴低一些。”[29]她又指着父母的碑说：立碑人要将宋家6位子女的姓名都刻上，恢复原貌。[30]
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指定由李家炽具体操办。4月2日，李家炽主持举行了简朴的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送了花圈。根据宋庆龄的安排，李燕娥墓建在宋庆龄父母墓的西侧，墓穴长120厘米，宽60厘米，花岗岩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九八一年二月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两天后，沈粹缜专程从上海带着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的照片到北京汇报，宋庆龄看后“很高兴，赞扬了上海经办同志的工作效率高、质量好”。[31]与此同时，李通海根据回忆又绘制了宋氏墓地原样的图纸，书写了原碑的文字样式。当时文汇报记者翻拍后，照片立即送北京请宋庆龄审阅，宋庆龄审阅后认为式样与原来的完全一致。[32]
按照宋庆龄审定的图纸，宋氏墓地的修复工程于5月底完成，墓碑刻上了宋庆龄兄弟姐妹6人的名字，恢复了历史原貌。然而此时，宋庆龄自5月14日起就已经病危，弥留之际的她已无法再关注修复后的宋氏墓地。
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6月4日，宋庆龄的骨灰被安葬在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与她的“最忠实的益友”[33]李燕娥一起，永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宋庆龄的墓位于父母墓的东侧，规格尺寸与李燕娥完全一样。素净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家早年父母与子女的约定，宋庆龄信守了60多年。世事动荡数十年，自此归于平静。
[①]宋庆龄1981年2月13日致杜述周函，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7—918页。
[②]宋庆龄父亲宋嘉树，名教准，字嘉树，号耀如。
[③] 张珏：《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④]埃玛·德隆·米尔斯（Emma Dolong Mills）是宋美龄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读书时的大学同学，终生密友。
[⑤]宋美龄致米尔斯函（1918年3月19日），载《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13页。
[⑥] 宋美龄致米尔斯函（1918年4月下旬），载《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第117页
[⑦]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有一张宋庆龄与宋子安1932年祭扫父母墓的原照，照片显示宋耀如墓碑上刻有“生於同治五年□月二日 殁於民国七年五月四日”，其生卒年月日与学界认定的说法不同。关于宋耀如卒年，学界一直认定为1918年5月3日，但未有史料出处，此处采用墓碑所刻日期。参见王宁宁：《宋氏墓地变迁略考》，载《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刊》1913年8月，总第9期。
[⑧] 倪珪贞姐夫、清末首批留美幼童之一的牛尚周在1917年12月去世后，家人便选择了刚刚西迁重建的万国公墓作为他的安息地。宋家之所以知晓万国公墓，极有可能是从牛家得来的讯息。
[⑨]宋美龄致米尔斯函（1918年5月15日），载《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第120页。
[⑩] 经润山：《创建薤露园记》、周桂笙：《万国公墓记序》，载《小说月报》1918年第9卷第6号。
[11] 以前一直延用有这样的说法，即宋家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是宋耀如生前所购。从宋美龄致好友米尔斯的信中可知，宋家的这些墓地应为宋耀如去世后家人所购。
[12]《上海市万国公墓C字区墓穴图》，藏宋庆龄陵园。
[13]宋美龄1918年5月15日致米尔斯书信，载《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第120页；《上海市万国公墓C字区墓穴图》，藏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14]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9日；《申报》1931年8月19日。
[15]周和康：《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16]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每周一信，从不间断。参见周和康《宋庆龄关注保姆李燕娥伤害案》，载《世纪》2011年第2期。
[17] 周和康：《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第186页。
[18] 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
[19] 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40页；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第290—291页。
[20] 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40页。
[21] 周和康：《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第202页。
[22] 张珏：《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23]宋庆龄1981年2月21日致韩湘眉函，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20—921页。
[24] 廖承志：《我的吊唁》，《宋庆龄纪念集》，第64页。
[25] 李家炽：《我所参与的宋庆龄国葬准备》，载《为了永恒的纪念》，上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6] 宋庆龄1979年1月25日致邓广殷函，藏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27] 宋庆龄1981年2月13日致杜述周函，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7—918页。
[28] 童洁：《筹备宋庆龄国葬的日日夜夜》，载《为了永恒的纪念》，第20页。
[29] 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0—171页。
[30]《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1]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0—171页。
[32]童洁：《筹备宋庆龄国葬的日日夜夜》，载《为了永恒的纪念》，第21页。
[33]见宋庆龄1980年4月27日致爱泼斯坦函，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9页；宋庆龄1980年11月3日致王安娜函，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7—6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