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陈云秘密赴苏的幕后功臣
摘 要：1935年陈云的秘密赴苏，不仅重新搭建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向共产国际传递了中国红军和长征的真实境况，以及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的重要信息。以往学者多侧重于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意义，对于白色恐怖下陈云能够顺利成行的背后因素则较少关注。宋庆龄在1934年前就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1]，在此之后发挥自身特殊政治影响力，集结一大批同情革命的国际友人的革命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开展广泛的支持和援助。陈云的顺利赴苏正是得到了宋庆龄从中相助。
关键词：陈云；宋庆龄；赴苏；革命力量
1935年6月，陈云在长征途中接受秘密任务，即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经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陈云又受命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以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对于这次秘密赴苏的过程，陈云既没有去追问原委，也不曾对外谈过护送上船的具体细节。他仅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提到：“西征军到达四川以后，中央因白区工作重要，故派我来白区工作，为中央代表。后在上海（1935年8月）与党的组织发生关系。由他们送我来莫斯科”。[2]
在陈云口中所谈及的“他们”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她就是宋庆龄。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直接电讯联络的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作为一个中心枢纽，成功缔结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际友人三方革命力量，顺利促成陈云1935年的秘密赴苏之行。
一、共产国际：“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
在三大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总结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参与孙中山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与商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地继续贯彻和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1927年武汉政府叛变，宋庆龄秘密前往苏联。据记载，当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3]
1927年8月，宋庆龄由美国密友雷娜·普罗梅等人陪同，先后辗转海参崴、赤塔，于9月7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的代表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8日，宋庆龄发表《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重申访苏的目的和背景，并提出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苏方对宋庆龄的到来也是极为重视，为她安排了丰富且极具苏联特色的活动。宋庆龄参观克里姆林宫，拜访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庆典和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国家代表团会议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叶努基泽同志负责。”[4]
1928年春，宋庆龄在陈友仁的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斯大林未能明确地表示对于中国的革命援助与合作意向。这使得宋庆龄感到迷茫和失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已将宋庆龄考虑为秘密发展对象，而且对宋庆龄问题的考察十分严格。1928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在莫斯科致函加拉罕，转告远东书记处关于宋庆龄问题的建议。[5]
在这份函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苏联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吸纳宋庆龄作为发展对象时，思想上高度重视，考察上严谨细致，策略上系统完备：从宋庆龄对共产国际“争取工农群众”这一具体革命策略的思想认识来判断她的意识动态和政治倾向；从后期的会议活动安排、思想疏导等方式，帮助宋庆龄系统、全面地理解苏联的建设和政策；从宋庆龄的社会地位和与之所能开展的政务活动，来谋划制约和排除某些不利因素，从而达到苏联自身的政治目的。很显然，宋庆龄在之后通过了考核，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1934年5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的谈话备忘录证实了这一事实：“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往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6]
宋庆龄的共产国际秘密地下工作者身份，为陈云1935年的秘密赴苏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共产国际中国组的地下秘密电台，就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设在她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上海市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楼房顶层。[7]在长征中以及在红军抵达陕北新根据地后，宋庆龄一直能够通过无线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8]
宋庆龄1930年代被共产国际发展为地下党员，为共产国际工作且帮助中国共产党，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并不知情。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正式联系，始于1926年年底。12月23日，宋庆龄与于右任、吴稚晖、蔡元培、柏文蔚、王正廷等一同被聘为中共组织的中国济难会的名誉董事，“参与规划，共理会务”[9]。
193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共产国际因牛兰是重要领导成员，多方设法解救，让宋庆龄也利用个人关系多方奔走呼吁。这时，中共特工潘汉年等才有所了解，但很疑惑：“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10]之后，陈赓、廖承志等被捕，共产党无法出面营救。因为，内地农村的红军虽然取得进展，但是在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则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所摧毁。中央领导以前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但后来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坏，不得不迁往苏区。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为留存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11]陈赓被捕后，宋庆龄巧借视察监狱之机，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狱中陈赓与党组织的联系。[12]廖承志获释后，宋庆龄秘密回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让廖承志汇报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由宋庆龄转交共产国际。[13]此后，董健吾被中央特科指派为宋庆龄的联络员。一方面，通过宋庆龄了解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宋庆龄来营救其他被捕的革命同志。宋庆龄和董健吾早就熟识，且同为基督教世家，都受过教会学校教育，颇有共同语言，董健吾作为宋庆龄的联络员，工作起来十分方便。就在这一年的隆冬，党组织进一步安排董健吾的女儿董惠芳到宋庆龄身边当“小交通”，负责为宋庆龄与中共传递信件，一直到1936年年底。[14]
在此期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紧密而又默契的隐蔽合作。宋庆龄将左尔格获得的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的情报，转送给苏区，使得红军能够从容应对，取得反围剿胜利。[15]1934年夏，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疯狂攻势，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秘密会晤宋庆龄，请求宋庆龄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起运动，以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宋庆龄对苏区遭到的浩劫表示深切关怀，答应竭尽全力来帮助中国共产党。[16]但是，因为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军事上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的出走，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行前委托当时是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一床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指示取消上海临时中央局，并授意陈云等人前往莫斯科。
在长征途中，宋庆龄与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党中央的地下活动，并积极帮助党中央恢复各方面的联系。陈云能够顺利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就是得益于宋庆龄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团结并发挥了国际友人的特殊力量。
三、国际友人：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摩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她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另一个国家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与众多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萧伯纳、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伊罗生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宋庆龄有过这样恰如其分的评述：“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摩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17]
在陈云秘密赴苏时，美国医生马海德承担了具体护送任务。据马海德回忆：“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这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顺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18]
马海德出生于美国纽约，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他随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原本在中国只停留一年的计划，被周边耳闻目染中国人民正经历的深重灾难所搁置。马海德深切意识到：中国工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物，而是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而后，马海德结识了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路易·艾黎、格兰尼奇、希伯等人。1934年11月，宋庆龄在上海出席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在史沫特莱寓所举行的秘密聚会。在这个秘密聚会上，马海德结识了“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在坐的朋友畅谈”的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马海德协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史沫特莱、西普、罗森堡、魏璐诗等，参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中知道了中国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从此，马海德便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一方面，他所开设的诊所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的地方；另一方面，马海德通过各种关系购买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材，送往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19]他还在美国《工人日报》和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上发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腐败的文章。1936年6月，宋庆龄促成美国医生马海德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陕北之行。马海德到陕北后留在边区，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医疗救护工作，为中国革命贡献宝贵的力量。
四、结语
1935年陈云顺利到达莫斯科后，于10月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辩证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客观地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这不仅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而且使共产国际“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20]可以说，陈云秘密赴苏的顺利成行，是宋庆龄作为中心枢纽，成功缔结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际友人三方革命力量的一次“杰作”。
[1] 1934年5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的谈话备忘录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往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2]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4] 转引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5] 该函文详见《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卷，第395页。
[6]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2，卷宗号224。转引自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3年第4期。
[7] 中国福利会研究室：《宋庆龄与路易?艾黎》，载《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90年第2期，第4页。
[8]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9] 《申报》1926年12月25日。
[10] 李云：《回忆宋庆龄（一）》，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1年第1期。
[11]《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第323页。
[12] 陈廷：《宋庆龄与宋氏家庭的分裂》，载《新闻信息报》2006年5月27日。
[13] 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14] 董霞飞、董云飞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2页。
[15] 王志鲜、段炼编著：《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
[1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7] 爱泼斯坦：《人民衷心敬爱的宋庆龄同志》，载《中国青年报》1981年5月。
[18]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9]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