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得：宋庆龄筹办国民伤兵医院的几则文物史料
多年来，宋庆龄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思想和精神不乏研究，她积极支十九路军抗战的事迹也广为流传。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史料，若要细究起来，还是会有许多疑问困扰我们。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专门收集过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筹办国民伤兵医院的相关史料，也一直关注相关文物史料的披露，每当有所发现，往往欣喜不已，而许多困扰的问题就在发现与解读中找到了答案。以下便是几则文物史料带给笔者的收获。
一、 谁是国民伤兵医院的院长
1932年3月初，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内接受记者的采访。就记者“国民伤兵医院之组织如何”的提问，宋庆龄答：“余少数友人因见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我辈对于其伤兵之救护，自应各尽绵薄。……公推廖何香凝、陈朱光珍夫人等及余担任理事，马克斯威尔博士担任副院长。此外尚有中西专家多人分任医务事务。院中全体职员均尽义务，不支任何薪给。”同时指出，“设立医院之惟一单纯目的，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①]
每当看到这篇《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时，总会为宋庆龄所述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和广大民众无私援助的精神而感动。但同时也不由地产生疑问：从宋庆龄的介绍来看，医院的管理机构是由院长和理事组成，宋庆龄提到的理事由何香凝、朱光珍等和她自己组成，副院长应是一位外国人士，那么院长是谁呢？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即与何香凝、杨杏佛、黎照寰等商议有关慰劳、救伤等事宜，并筹划捐建伤兵医院。[②]2月6日，她偕同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再次到真如前线慰问时，告诉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与廖夫人何香凝、杨杏佛先生等正在筹备成立国民伤兵医院，专门救护并治疗十九路军在前线受伤的弟兄们。”[③]
此后，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等积极奔走，在社会各界的大力赞助下，一所 “规模宏大”、“拥有300张床位”、能“收容卫国负伤将士数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在交通大学内很快建立起来。[④]上海市红十字会等各大医院的许多著名内外科医师自愿前来服务，妇女界的姐妹们也自愿来到医院做看护、慰问伤员。各地的童子军、救护队等团体也纷纷前来医院提供义务服务。[⑤]
带着疑问，笔者试图透过史料来接近那段已过去80多年的历史，但查遍史料，总也找不到有关答案。
2013年2月，笔者到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参观“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的展览时，意外发现一张宋庆龄保留的当年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到国民伤兵医院服务时的合影，最重要的是，照片右侧的边框上赫然写着：“国民伤兵医院院长 孙宋庆龄惠存”，同时展出的还有一枚宋庆龄保存的“国民伤兵医院服务章”。原来，国民伤兵医院的院长正是宋庆龄，惊喜之情自不待言。
其实，笔者在对相关史料分析时，也认为国民伤兵医院院长一职非宋庆龄莫属，但苦于没有档案史料佐证，不能妄下定论。如今，一张首次展出的文物照片，解开了多年的疑问。
令人欣喜的是，相关文物、照片还在不断披露。2014年6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办“孙中山宋庆龄印章珍藏展”，展品中有一枚宋庆龄保存的“国民伤兵医院理事会”印章，同时展出的还有宋庆龄与国民伤兵医院职员的合影以及护士为伤兵包扎伤口的工作情形照。
国民伤兵医院从3月5日成立到4月中旬完成救伤使命，历经一个多月。这些文物照片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非常期待相关文物史料以各种形式多多现身。
二、 执信西斋——30年代一流的学生宿舍
国民伤兵医院所在地执信西斋是建于1930年的交大学生宿舍，这是孙科、黎照寰正副校长在1929年提出的交大建设十年计划中校舍建筑方面的项目之一。宿舍因位于校园西部，为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执信而命名为执信西斋。
这座名盛一时的学生宿舍，为仿欧式建筑，呈马蹄形，中间为三层，两翼为二层，中部建有一层半高的门廊。整幢建筑建有房间183间，除有寝室152间外，还配备了管理室、杂役室、交谊室、阅报室、理发室、盥洗间、厕所等等，而且盥洗间还有冷热水供应，厕所内装有西式马桶并备有手纸。可谓生活、学习一应俱全，舒适、精美堪比宾馆。
新宿舍竣工后，即引来社会各界络绎不绝的参观，而前往交大考察的中外贵宾，也将参观新宿舍作为必选项目，一时间赞美之声不断。一位交大教授参观后感叹，昔日在美求学时的大学宿舍，亦不过尔尔。国内如清华、燕京等夙以校舍优美著称者，较之本校新宿舍，犹相形见绌。一位学子更形象地描述：“她的美丽，像朝霞映着鲜花，像雨后的牡丹，像出浴的少女，一排粉红色墙，围护着黑色的瓦，玻璃窗子，等距离地嵌在墙上，两盏乳白色的电灯，伸出门外。”“每一个房间的门，都对着长弄中，你随便走进哪一位室中，白天是有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晚间有电灯照着通明，嫩黄色的墙，白色的天蓬，赭红色的地板和窗台，褐色的书架、书桌和椅子，嵌着镜子的衣柜，舒服的铁床。”[⑥]
两年后的淞沪抗战中，这座深受美誉的执信西斋即时变身为国民伤兵医院，成为一所救治十九路军受伤将士的战时医院。
这座以书香涵养学子的执信西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所 “规模宏大”的战时救伤医院，除了宋庆龄的精神感召、广大爱国人士积极捐助、无偿奉献外，执信西斋的完备设施，也是其重要的条件之一。如一定量的病房、数百张病床、医院必备的盥洗室、厕所等设施，医院所需的冷热水供应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一些建筑难以具备的。
如今，拥有80多年历史的执信西斋，已与其他12座历史建筑一起构成交大历史建筑群，入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的国民伤兵医院那一段历史，成就了执信西斋在淞沪抗战中的一段辉煌。
三、 黎照寰与筹办国民伤兵医院
国民伤兵医院院址之所以选定在交通大学，除了交大有利的地理位置外，也与交大校长黎照寰不无关系。
黎照寰自述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结识孙中山，“很自然地我起了敬爱之心，连日独与长谈后，我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因“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实情，未允在党内担任正式的工作”，但与“孙中山先生及其家人接近”。[⑦]黎照寰与孙科是比较接近的。1929年6月，黎照寰就任交通大学副校长（其时孙科以铁道部部长兼任交通大学校长），后以铁道部参事升任铁道部次长。次年被正式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遂辞铁道部次长职务，专任交大校长长达12年之久。除与孙科接近外，黎照寰同样与宋庆龄保持交往，并成为宋庆龄的挚友。
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函电海内外各界人士呼吁援助，同时约请何香凝、杨杏佛、黎照寰等人会议，商议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等各项事宜，其中就有“筹设一系列伤兵医院”的决定，并在各项工作中，指定黎照寰“主持庶务”。[⑧]
对于宋庆龄筹办国民伤兵医院之事，黎照寰当然义不容辞。2月27日，交大“呈报铁道部，谓各团体商借校舍做避难所，难以辞却，请指示办法”。当收到铁道部“在不妨碍校务范围内可予借用”的复电后，遂先“将南洋小学房舍及空闲房屋”借予宋庆龄、何香凝筹办国民伤兵医院。“后因该处过于狭窄”而选定执信西斋作为院址，黎照寰立即安排，将住宿在执信西斋的学生全部迁出，并指定校内调养室为医生及看护人员的住房，指派在校各职员助理院务，同时将此事呈报铁道部，得到了“铁道部准允拨执信西斋为国民伤兵医院”的批复。[⑨]
当年《交大三日刊》就曾有关于为在执信西斋筹办国民伤兵医院学生迁出宿舍，医院结束后学生迁回宿舍的报道。交大档案馆保存的黎照寰档案中，也有一份铁道部南京办事处指令交通大学《据呈借执信西斋为国民伤兵医院一节应予备案》的档案文件。可以推测，铁道部也应藏有交大呈报的相关备案文件。
近日发现一篇黎照寰回忆国民伤兵医院的文章。他说：当年，国民伤兵医院设立的消息一经传出，“医护人员自动前往服务，分科开始工作，伤兵分途而至；有些汽车、货车、三轮车，皆未预约，随时承担义务；药品、衣物及医护所需物资，纷至累集。不久，各界男女自动到院探望伤兵，临别留下现款、首饰等等，但无姓名住址”。当时，第十九路军有规定：“重伤人员送到自己的医务所，轻伤的送到市民举办的医院。”因此，经常有一些医官“不时亲到交通大学巡视医务执行情况，并指示切实办法”。国民伤兵医院每天收治的伤兵“经常有六七百人，连伤好即回战线的，多至2000余人次”。[⑩]从黎照寰这些亲身经历的回忆，可见国民伤兵医院的筹办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支持，这些回忆也为我们描绘了国民伤兵医院救治伤兵、慰问伤兵的情形。
作为交大校长，黎照寰积极响应宋庆龄的义举，参与筹办国民伤兵医院，同时他也考虑学校的一方秩序，如医院的出入口设在交通大学后门，使得“院、校并在，两无妨碍”。[11]他在安排教职员工参与医院筹建管理的同时，自己也是积极襄助院务的医院职员。
四、 宋庆龄的新秘书黎沛华
宋庆龄纪念馆陈列中有一张首次披露的宋庆龄播放唱片的照片，融合在国民伤兵医院场景之中。当年，宋庆龄、杨杏佛等“为了使这些来自广东、听不懂上海话的伤病员不感到寂寞，特地买了不少哥伦比亚牌的美制唱机和粤曲唱片如《小桃红》、《祭鳄鱼文》等，让他们欣赏家乡乐曲。” [12]这张照片不仅证实了这段史实，也与实物《小桃红》唱片互相印证，成为场景中的亮点。
这张文物照片的披露，得益于黎沛华后人的捐赠。照片中位于宋庆龄右侧的，正是宋庆龄的新秘书黎沛华。
黎沛华原为何香凝秘书，她是何时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呢？
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就与何香凝、杨杏佛、黎照寰等商议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办法。29日下午，何香凝在寓所召开了有医护人员、慈善团体、工商界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议支前、慰劳和救护事宜，决定组织三个工作组，分头完成次日即赴前线慰劳和救护的任务。[13]第二天，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顶风冒雪，满载着两卡车的慰问品到真如前线慰问。[14]
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经常会商，并保持即时联系。作为何香凝的秘书，黎沛华一定承担了许多联系和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与宋庆龄的联系。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赴真如前线的慰问中，应该也有黎沛华的身影。
其实，此时的黎沛华已承担了宋庆龄秘书的角色。据报载，2月12日，宋庆龄由秘书陪同，赴吴淞前线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翁照垣旅，慰问守卫吴淞的官兵。[15]时任上海《新闻报》实习记者的陆诒回忆： 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他到吴淞要塞前线指挥所访问十九路军七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翁旅长告诉他：“有好几次敌军的进攻，都给我军奋勇击退了。”“最使我们激动的是，孙夫人宋庆龄还在两天以前，由一位女秘书陪同，冒险亲临吴淞前线指挥所来慰问。”[16]翁照垣所提到的女秘书是谁呢？从宋庆龄赴吴淞慰问时与翁照垣等人的合影中，我们看到了站在翁旅长右侧的黎沛华。在黎沛华后人捐赠的文物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数张黎沛华陪同宋庆龄到前线视察的照片。
黎沛华自述：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先生办了一所国民伤兵医院（在交通大学），何先生办了一所伤兵医院（在公时学校内，校址在现在的巨鹿路），以救护抗敌受伤人员，我随宋、何二位先生在伤兵医院服务。” [17]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黎沛华同时兼任了何香凝和宋庆龄二人的秘书。
黎沛华曾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秘书，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是妇女部6位一等干事（邓颖超、蔡畅、刘清扬、黎沛华、刘蘅静、向警予）之一，同时兼任妇女部秘书，曾协助何香凝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组织北伐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和看护训练班。[18]她长期从事妇女培训，开展救护工作，富有经验，细心能干，深得何香凝的信任。
黎沛华是经何香凝的推荐来到宋庆龄身边，在宋庆龄筹办国民伤兵医院的过程中，她的妇女工作能力和救伤工作经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此后，黎沛华离开何香凝，专任宋庆龄秘书直至1937年宋庆龄赴港。
五、 杨小佛眼中的国民伤兵医院
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杨杏佛是宋庆龄筹办国民伤兵医院的功臣之一。杨杏佛与宋庆龄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中，他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
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杏佛协助宋庆龄开展各项援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筹办国民伤兵医院时，他陪同宋庆龄多方考察院址，筹措医疗物品。他曾多次带着刚上初中的长子小佛来到国民伤兵医院。已是鲐背之年的杨小佛先生极有可能是现今唯一健在的一位亲历者。
多年前，杨老曾撰写过《宋庆龄和国民伤兵医院》的文章，我们现在对国民伤兵医院的许多认识来自他的文章。他回忆：“伤兵医院是在极短时间内筹备起来的战地医院，可是由于宋庆龄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严格要求，也因为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援，它给人的印象是整齐清洁，有条不紊，设备相当齐全，可谓简而不陋，实而不华。”[19]
几年前，为设计宋庆龄陈列中的国民伤兵医院场景，笔者多次拜访杨老，询问细节。提起当年之事，老人记忆犹新。他说：医院的底层是一大间病房，病房两边靠墙排列着病床，医生护士可以在中间走动。在他的印象里，病房里除了医药用品外，最显眼的要数病房中还摆放着好几架美国哥伦比亚牌子的留声机。病房里的伤兵也颇悠然安静，他曾看到有的伤兵三三两两在一起下棋，有的聚在一起欣赏家乡音乐，也有的在护士的帮助下进餐等。
前段时间与杨老电话联系，谈起国民伤兵医院时，他还一再强调：“国民伤兵医院是在极短时间内筹备起来的战地医院，之所以取‘国民’两字即表明它不是政府办的，是民众自筹资金兴办的伤兵医院。”
当年，少年小佛是作为参观者亲历国民伤兵医院，现在想来一定感触颇深。
六、 斯诺笔下的宋庆龄和国民伤兵医院
淞沪抗战爆发时，时任美联社远东代表的斯诺立即冒着危险奔赴前线采访，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十九路军抵抗日军进攻的消息——“中国人在战火中苏醒了”。作为战地记者，斯诺是否也到过国民伤兵医院采访呢？
几年前，笔者在查阅斯诺相关资料时，发现一篇斯诺撰写的《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记中国自由运动著名领袖的遗孀孙逸仙夫人》的文章，文章发表在1933年8月6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
查阅文章内容，发现其中有一段描写宋庆龄和国民伤兵医院的文字：“当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转向革命，拒绝将该市让与日本人时，宋庆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交通大学筹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妇女准备被服、床单、绷带等物，还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仓库，每天都从那里发放这些物品。她从朋友处搞来一些书籍，并把自己的书也捐献出来。有时，她在夜晚守在生命垂危的青年人床边，安慰他们。” [20]
从上述文字的内容来看，斯诺肯定就此事采访过宋庆龄，很有可能就是在国民伤兵医院内进行的采访。他了解宋庆龄筹办国民伤兵医院的过程，也了解宋庆龄在医院工作的情形，并为宋庆龄在抗战中的精神和对伤兵无微不至的关爱所感动。
这段介绍宋庆龄和国民伤兵医院的文字，可能是现今发现的记述国民伤兵医院最早的文字。
1931年9月，斯诺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刚从欧洲回国的宋庆龄，上海静安寺路上的沙利文西餐馆开启了他们长达40余年的友谊，而结识的缘由正是斯诺为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这篇宋庆龄的人物小传。
开卷有益，读史有得。在寻寻觅觅中，接近历史的本原。
[①]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载《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②] 黎照寰：《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的补充》，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辑 抗日战争（上），第253页。
[③] 陆诒：《宋庆龄在抗战前期》，载张世福主编：《宋庆龄与抗日战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 《申报》1932年5月28日。
[⑤] 参见杨小佛：《宋庆龄与国民伤兵医院》，载《抗日风云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交大三日刊》1930年3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⑦] 《黎照寰六十四岁自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⑧] 黎照寰：《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的补充》，第253页。
[⑨]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篡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⑩] 黎照寰：《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的补充》，第253页。
[11] 黎照寰：《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的补充》，第253页。
[12] 杨小佛：《宋庆龄与国民伤兵医院》。
[13] 尚明轩：《何香凝传》，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14]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15] 《申报》1932年2月13日
[16] 陆诒：《宋庆龄在抗战前期》。
[17] 《黎沛华自述》，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18] 戴辉：《黎沛华》，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总第19期，1994年3月。
[19] 杨小佛：《宋庆龄与国民伤兵医院》。
[20] 斯诺：《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载尹均生、安危著：【美】《埃德加·斯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