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稿是2016年12月5日,由黎仲实外孙女曾爱平女士在宋庆龄纪念馆报告厅举办讲座时的演讲稿，经其本人同意，将此稿公开，作学习与交流之用。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我是黎仲实的外孙女曾爱平。在这个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时间，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我外公黎仲实的一些往事，感到非常荣幸。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我出生时，外公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能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史料和家里保存的资料上的记载，来自我母亲以及亲朋好友们的回忆，来自重建我外公墓地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和来宾指正。

一、文史资料中的记载

　　我外公黎仲实，名勇锡，字孝渊，广东高要（现在的肇庆）人。仲实是他的号，可能是因为做秘密工作的需要，他还用过黎勇、虞荪等名字。我家保存着一张第一次为我外公建墓时留下的字条，上面写　着：“黎公仲实，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吉时，殁于民国八年十月一日辰时”。我想这应该是我外公生卒年月比较可靠的记录。

　　黎仲实少时是广州时敏学堂学生，因激于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民族危机深重，毅然背叛家庭，于1902年东渡日本，一面就学于同文学校，一面广交革命志士，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常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倾听孙先生的演讲，他与马君武等常至横滨山下町孙先生的住处畅谈革命，深得孙先生信任。后于1903年，经孙先生介绍加入了兴中会。

　　1903年春，黎仲实介绍何香凝、廖仲恺至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这应是何香凝与孙先生的第一次见面）。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时，嘱咐黎仲实等人要组织留学生学习射击手枪、步枪等初步军事知识，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同年夏，黎仲实和廖仲恺、苏曼殊等人组织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拒俄义勇队”，为留日学军丙区队一分队队员。之后，他又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同年秋，孙先生自南洋抵日本，黎仲实、马君武、冯自由等人常去孙中山住所，往返东京、横滨，宣传、联络革命志士。此时，黎仲实等私费留学生因有志于日本陆军初级振武学校，常为清使馆严厉禁止，黎仲实等乃以此向孙中山求助，孙中山乃与日本同志武官日野熊藏少佐商议，设立军事学校。是年冬，革命军事学校在日本东京青山附近成立，这是兴中会特设的军事教育机关，是革命党第一次自设的军事学校。黎仲实是该校仅有的十四个学生之一，专门攻读军事学。规定学期八个月，入学仪式十分慎重，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黎仲实等孜孜向学，颇为日教员所嘉许。不久外界悉知，称该校为“东京之梁山泊”。五个月后，因校内各派严重对立，无法调和，不得已宣布解散。只剩下黎仲实、李自重等五人继续奔走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作环球旅游，由美洲经日本赴欧洲考查。经日本时，黎仲实、何香凝、廖仲恺等人来会，孙中山乃托黎仲实等在日本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成立，多有力焉。

　　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工作，此时黎仲实已由孙中山介绍由兴中会会员转入同盟会会员，并一直跟随孙中山进行活动，是中山先生的忠实助手。由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常受到日本政府的干涉，他奉孙中山之命，向何香凝商借房子作为稳妥的开会通讯地点。第二天在何的寓所里办理了何香凝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孙中山和黎仲实是她的介绍人。后来黎仲实和何香凝又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黎仲实等人是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前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会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同年7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会议，宣布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宣告到会者六十多人，与孙中山旧相识者只有黎仲实、马君武等十人。同盟会分八部职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信条，冯自由、黎仲实等，皆被选为书记、交际、会记、执法、评议、各省主盟等职务。这年冬，孙中山率领黎仲实、谢良牧等四人乘法国轮船赴越南，经香港时借法国邮船约香港同盟会员开会，讨论党务活动。其后又至新加坡，倡设同盟分会。

　　1906年，黎仲实奉孙中山之命偕法武官（驻天津的法国参谋部的武官）一起调查广东、广西，目的是为了调查联络两广的革命军事力量。黎仲实与法武官至广西时，在桂林会见黄兴、蔡锷、郭人漳，在龙州会见钮永建，并多次商谈。其后，黎仲实返回香港、日本。

　　1907年为同盟会军事最活跃的时期，黎仲实等人分赴广州、汕头、汕尾、归善、博罗、钦州、廉州各地，极力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此年，黎仲实随中山先生从日本至河内，在总机关部工作，负责购买筹办镇南关等地起义的军械弹药及印军用劵等，准备起义成功后发放。镇南关一役失败后，黎仲实及越南华侨二百余人，在黄兴的率领下，于1908年2月绕道越南，进攻钦州（史称为钦州起义），人称黎仲实为副元帅。起义军在马笃山大破清军，后因粮弹告竭，不得不下命解散，他与黄兴等赴越南。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时，河内总机关部只有黎仲实、胡汉民、张翼枢等数人。当时，孙中山派他和高德亮等八人驻越南老街，准备胜利后实施革命方略规定的固粮方法。因清政府的间谍侦知老街有革命军指挥者数名，竟与法国占领者联系，诬告以抢劫案，黎仲实等八人悉被法国警察拘留。尽管弄清了身份，但几天后仍被驱逐出境，递解至香港。河口战役失败后，他从香港到日本，与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七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从事刺杀清政府大臣的准备。后来他们又将此团体搬至香港，试验各种炸药及发火装置，至11月离港北上。

　　1909年，黎仲实、黄复生等谋刺清大臣端方于汉口车站，因端方已先期出洋而未果。黎仲实等即将炸药电线等物存放孙武处，遂到北京，以开守真照相馆为掩护，准备刺杀清摄政王。

　　1910年谋刺摄政王载沣于他每日必经之路甘水桥，但事泄，汪精卫、黄复生二人被捕。事发时，黎仲实因已赴日本购买炸药得免。后来他到香港、南洋、日本等地筹款，从事营救汪精卫、黄复生等二人的活动。

　　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时，他负责购买日本方面的军火弹药，由日本运到香港者由黎仲实、吴玉章司之。

　　民国元年成立临时稽勋局，因黎仲实参与革命诸役被推举（函聘）为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

　　孙中山先生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他仍然经常往来法国、日本、越南、泰国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9年10月1日我外公黎仲实在上海病故，年仅34岁，遗体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以上内容基本上都是从孙中山先生、何香凝、吴玉章、冯自由、邹鲁这些和我外公同时代的前辈的著作中摘录的历史资料原文，稍加整理，组织而成的，所以里面有些话听上去有点像古文。 

二、我母亲的点滴回忆

　　下面的内容是我母亲在世时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收集、整理的关于我外公的点点滴滴的记忆，有些是当时已经整理成文的，也有一些是我根据我母亲留下的资料，以及我母亲平时对我的讲述整理的。所以我想，这些内容还是以我母亲作为第一人称来说，这也应该是我母亲的心愿吧。

　　我的父亲黎仲实出身官僚富商家庭。他的父亲中过举人，从曾祖父、祖父到父亲都当过官，又兼经商，家境富裕。现在家中还存有一颗官帽上的顶珠。黎家的祖居在广州西关观贤坊，这间大屋就是广东人所说的三便过，有青云巷。因为是当官人家的大屋，利用此屋做掩护，干革命秘密工作很安全，所以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经常来这里。三便过里的第三便是秘密书房，他们就在那里开会。据我父亲的十姐说，当年她见过宋庆龄，觉得她很美。我父亲他们出入祖居时，为掩人耳目，常坐四人抬的官轿。后来，祖居被我父亲变卖，资助革命了。

　　我父亲黎仲实与我母亲吴菊馨经人介绍认识，于1912年在沪结婚。结婚时的红木家具现在还有部分存放在淮海坊家中。结婚次年，生下了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那年我父亲27岁，母亲19岁。

　　我出生在广州，后随父母来沪居住。最早住在蟠根里（现在的成都南路巨鹿路，原瑞金剧场附近），后来又搬到铭德里（现在的淮海中路渔阳里，原团中央旧址）。当时朱执信住在新民里（现在的重庆中路，原淮海中路国营旧货商店后面西北角），与我们住处很近，与我父亲时常往来，是至交。他送给父亲的对联就挂在家中厅堂，上联是“守如处女，志如脱兔”，下联是“交不道旧，予不从善”。上联指父亲平时对革命事业的机密任务能严守秘密，一旦行动起来如脱兔般迅速、敏捷与坚决，下联指对人处事是大公无私的，在革命阵营中不以新交旧好，亲疏而有别，是一视同仁，和谐相处的。这是对我父亲为人的概括和总结。

　　我父亲一生不为功名利禄，平时讲得最多的就是：为革命，不为做官。听母亲讲过，有一次父亲匆匆回家，又匆匆离去，临行留下一条白手帕，上面血书“行将诀别，书此以志纪念”。还听母亲讲过，父亲有一次回家时身上满是伤痕，原来是他辗转疆场三日三夜，骑马赶山路，精疲力乏从马背上跌落受的伤。还有一次，父亲执行任务时，穿着一件缝有炸弹的背心，随时准备与刺杀目标同归于尽，献身革命。

　　父亲生前深受孙中山先生器重，屡屡被委以重任。有时是在后方筹备运送军火粮饷，有时是参加武装起义，冲锋陷阵，驰骋疆场，有时还担当战地记者，报道宣传革命活动。辛亥老人梁烈亚当年曾在越南河口见过我父亲。1981年，我去梁老在上海天平路的家中采访时，他亲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很信任黎仲实，说他忠于革命活动的计划，如买军械之重要的秘密事件时常叫他去做，他都完成有交待。” 他还说，孙中山先生非常器重我父亲，视我父亲为“忠诚之战友”。现在家中还保存着当年去采访梁老时他写的手迹。梁老本来还准备专门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题目都拟好了，叫作“孙中山革命之老战友”。可惜梁老毕竟年事已高，还未来得及写，不久就仙逝了。

　　我父亲从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胸怀大志，追随孙中山先生寻求救国之路。即便是结婚生女之后，父亲仍以革命为重，总是和我们聚少离多。但革命党人也是平常人，父亲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怀。为了弥补对家庭的亏欠，他只要有可能就会带着我母亲，有我以后也会带着我一起辗转征途，去过日本、越南和泰国等地。父亲知道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为了给家人日后留下纪念，他带我们在照相馆合影了一家三口温馨的“全家福”。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一直珍藏至今。

　　我父亲对封建伦理深恶痛绝。听我母亲讲，她当年是缠小脚的，认识我父亲后，在我父亲的开导、鼓励下，拆去了又长又臭的裹脚布，解放了双脚，所以我母亲的脚比同时代的人大得多，又比现代的人小一些。我姨母家蓄有女婢，父亲对此也竭力反对，不厌其烦地说服姨母将女婢收为养女，成年后隆重地遣嫁出去。我母亲按当时的习俗要为我穿戴耳环，被父亲知道后竭力劝止了。我小时候常生病，家人就传是闹鬼，说楼梯常会无缘无故发出声响，电灯也会时暗时亮，是有“精怪”，有狐狸精。我母亲特地去庙里请了“仙人”来抓精怪。据说经过一阵搏斗，仙人的牙齿也被烧焦了，为此我母亲还陪仙人去医院看牙齿。父亲得知此闹剧后，大为恼火，革命人士家中怎能允许有如此荒唐事，严厉批评了所有参与此封建迷信活动的家人。

　　从我出生以后，父亲对我就疼爱有加，常会捎上各种“国籍”，不同服饰的洋娃娃给我。听我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台球桌上，因我太小，撒了一台子尿，父亲非但不生气，还觉得我很可爱，后来还常会在亲友中说起。我很小时，父亲就有意让我习文练武，希望我长大后也能和他一样。我和汪精卫家的一子一女一起在家请了私人教师授课，一起去精武体育馆练拳。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家三口外出坐船，我也竟然需买船票了。父亲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深情地说：“长大了，我们又多了一个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咯！”

　　我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过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前辈家中。章太炎书法很好，大人们经常让我看他写字。我经常看到大人们坐在一起商量大事，但因为太小，听不懂他们讲的话。在何香凝前辈家中我还见过廖梦醒和廖承志。

　　那时候家中有许多字画、书籍、唱片。有孙中山先生为我父亲题写的横幅，有一幅“博爱”现珍藏于上海孙中山故居。（下转“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黎仲实”讲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