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父亲宋耀如（1866－1918），一位爱国传教士，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者之一。

宋庆龄母亲倪珪贞（1869－1931），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1907年，宋庆龄结束在上海中西女塾的学业，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费留美女生之一，赴美求学，接受“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刻苦学习，并时刻关心着父亲从国内发来的有关中国的讯息。从父亲寄来的信中得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她热情欢呼，盛赞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页。）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这是他们婚后的合影。

　　1913年8月，宋庆龄大学毕业后径直到日本，与因“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在此的家人团聚。抵日不久，她便开始协助父亲宋嘉树和姐姐宋蔼龄为孙中山工作。1914年3月，已经回国的宋庆龄被父亲急电召往日本，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宋庆龄要为拯救中国出力，她认为“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她想帮助他。（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在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离婚之后，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勇敢地克服了惧怕和疑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成为孙中山的伴侣和助手。她在致女友的信中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婚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她从孙中山那里学到了很多学问。（《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宋庆龄的主要工作是为孙中山“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在陪伴孙中山的日子里，她虽历经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但始终忠贞不渝地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同甘共苦。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危急关头，宋庆龄坚持孙中山只身先走，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载《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撤退途中，她几经危难，虽死里逃生，但却因此流产而致不孕。

　　历次失败促使孙中山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在宋庆龄等人的协助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共产国际、苏俄使者频繁接触，借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改组国民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图为宋庆龄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孙中山病榻前。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北上。途经日本神户时，宋庆龄首次以个人名义独立地发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病逝。他一生致力革命，不治家产，遗嘱把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

　　孙中山逝世后，对孙中山的忠诚和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宋庆龄从幕后走向台前，自觉地背负起捍卫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重任。她在给女友的信中表示：“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3页。）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宋庆龄首次以坚决捍卫孙中山革命遗训的战士形象，公开发表讲话，赞扬上海市民的反帝精神，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1926年1月，宋庆龄抱病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以绝对多数票（249票中的245票）首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直接步入政坛。在会上，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分裂行径，谴责“西山会议派”是“一小撮反对国民党政策的叛乱分子”，（《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4日英文版）号召革命党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要团结合作，实现“先生的主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页。）在宋庆龄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避免了革命阵营的过早分裂。

1927年9月，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在火车上留影。

　　国民党“二大”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大革命洪流。当时，北伐战争迅速获得极大胜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宋庆龄作为第一批先遣人员之一，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从广州来到武汉。在武汉，她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之职，积极开展妇女运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1927年，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7月14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宋庆龄愤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随即秘密离开武汉回到上海。

　　为抗议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遗训，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同时为了完成孙中山生前未竟的愿望，1927年8月，宋庆龄赴红都莫斯科访问。宋庆龄在莫斯科时，苏联正处于党内矛盾异常尖锐化时期。当宋庆龄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待了。1928年5月，宋庆龄旅居德国。在柏林，宋庆龄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与邓演达等流亡欧洲的中国革命家一起分析世界大势，探讨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思想逐渐发生质的飞跃。

　　旅欧期间，宋庆龄曾于1929年短暂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蒋介石派戴季陶前来游说，遭到她的严厉斥责，谓：“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0页。）

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蒋介石秘密杀害邓演达和制造“珍珠桥惨案”发表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1931年8月，宋庆龄为奔母丧而回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2月20日，在得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并制造“珍珠桥惨案”后，宋庆龄愤而发表宣言，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并表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3—88页。）这一宣言标志着宋庆龄已经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宋庆龄和数百万上海人民一起成为十九路军坚持抗战的坚强后盾。她亲往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并在后方发动捐制棉衣运动，筹建伤兵医院，给十九路军将士以安慰和鼓励。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参与营救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夫妇，以及邓中夏、许德珩、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丁玲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同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对宋庆龄等人多次采用了卑劣的恐吓手段。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遇刺身亡，同盟被迫停止活动。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成功地主持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不久，经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介绍，宋庆龄秘密加入共产党，利用她特殊的公开身份为党工作。

　　1933年，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日本在“塘沽协定”后得陇望蜀，继续向我平津推进，此时，蒋介石却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一形势下，为了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度过难关，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会长的名义，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宋庆龄的威望感召下，有1779位各界人士成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发起人和赞助人，并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6年10月22日，宋庆龄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讲话。

　　1935年底，“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全国形成抗日救亡的高潮。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次年5月31日至6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参与发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就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宋庆龄亲自操办了治丧事宜，她在鲁迅葬仪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解放，使鲁迅葬礼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新高潮。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7名救国会领袖被捕。宋庆龄痛斥国民党镇压爱国人士，并组织发起轰轰烈烈的救国入狱运动。

　　在此期间，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宋庆龄积极为国共两党架设沟通的桥梁，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6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委派董健吾和张子华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董带回了毛泽东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

　　同时，宋庆龄也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帮助中共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6年7月，为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被派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上海，在沪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10月，潘汉年再从瓦窑堡回上海，向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以所附中共致国民党书为参考，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宋庆龄不负众望，她和何香凝一起，在国民党中枢人员之间活动，为准备递交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提案募集签名。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宋庆龄联系，寻求她的帮助。宋庆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及时找到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帮助南京政府的代表与中共建立联系，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2月，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递交了要求“恢复总理三大政策”的提案。提案虽未能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这次会议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但会议首次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22日，蒋介石作出一致抗日的承诺，国共两党为共同抗日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欣闻此讯，宋庆龄“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5页。）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图为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部分中央委员合影。自右至左：廖承志、法郎士、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上海沦陷后，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掩护下，宋庆龄转赴香港。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是一个致力于沟通海内外，争取外援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性救援组织，得到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其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曾第一个向海外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保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援助的重点，频输医药，为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保盟还专门设立儿童基金，开展战时儿童救济福利事业。

　　当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美国通讯社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决定在非敌占区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组织难民生产自救，支援中国抗战。这一计划得到了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的大力支持。宋庆龄曾于1941年在香港相继举行“一碗饭运动”和“嘉年华会”，为工合运动筹集资金。

1940年，宋庆龄首次访问战时陪都重庆。这是她与宋蔼龄、宋美龄在重庆视察防空洞。

　　为了强调团结抗战的精神，1940年2月，久未与宋美龄一起公开露面的宋庆龄，不仅与宋美龄和宋蔼龄同住，还一起外出，并同机飞往重庆，慰问伤兵，巡视市区，参观防空设施……。

　　1941年12月10日晚，香港沦陷前夕，宋庆龄乘最后一班飞机转赴重庆，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宋庆龄在重庆宣布将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保盟的救济工作，以医治战争创伤。11月8日，她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在上海，宋庆龄一面开创儿童文化福利事业，一面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冲破当局的重重阻挠，将大批医疗救援物资运往解放区。另外，她还专门设立文化基金，救助贫困的文化工作者。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由上海抵北平，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次会议，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担任国家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她亲自主持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并继续担任改组后的中国福利会主席，为其确立了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作用的工作重点。

　　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宋庆龄还担当起了新中国的和平使者。她除了一如既往地领导并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外，还多次代表国家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并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代表团，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她在世界人民之间广结友谊，甚至在生命垂暮之年，还在坚持出席重要外事活动。

　　1981年5月14日，身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宋庆龄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病逝于北京。6月4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上海市万国公墓隆重举行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遵照宋庆龄生前遗愿，宋庆龄骨灰被安葬在宋氏墓地其父母墓的东侧。